記下來又怎麼辦?有些現在就可以提出控告，可以在中國告，也可以在美國告；有些現在還暫時告不成，不妨收藏起來以待來日；有些可以印成傳單散發，還可以交給海外的報刊雜誌網站電臺公佈發表。被告的姓名身分儘可能弄清楚(有照片更好)，罪惡事實儘可能具體確切(有些事實一時難以確證也沒有關係，將來我們一定會認真調查覈實)。我們可以設法把這些材料送進國內，廣爲傳播，有的可以送交中共監察司法部門，送交被告本人及其所在單位。我們要藉此昭示世人：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懲罰無疑是必需的，非如此不足以在人間樹立正義。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大力提倡寬恕，我們必須給別人提供改惡從善的機會，提供救贖的機會。這就要求我們，從現在起，不但要記下壞人幹下的壞事，同時也要記下他們每一次改過行爲，「做好事記一個紅點，做壞事記一個黑點」，鼓勵他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必須看到，專制統治者幹壞事，一向是藉助於龐大的嚴密的組織系統，脅迫衆多的人共同參與犯罪。這種做法會產生這樣的效果：由於置身於一個作爲整體的鎮壓機器之中，參與者個人常常會表面上合情合理、實際上自欺欺人地認爲，他們每個個人自身是沒有什麼選擇餘地，因而也就沒有什麼責任可言的。這就使得一些本來不算壞人的人，可以在良心不受到太大折磨的情況下充當專制者的幫兇；同時也使得那些壞人感到有恃無恐---在專制政權存在時，他們會受到政權的保護，在專制政權垮臺後，他們又能以無名氏的身份躲過懲罰---於是便肆無忌憚，恣意妄爲。
爲了消除專制者利用羣體犯罪所造成的效果，我們必須採取「化整爲零」的辦法，把一個龐大的、籠統的犯罪羣體還原爲一個個單獨的、具體的犯罪者個人。正如索爾仁尼琴指出的那樣:「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人，只有當他是運行中的機器的一個不被察覺的部件的時候，他才是有恃無恐的。但只要個人的責任一集中到他身上，光束直接照到他的時候，他便臉色發白，他懂得他也等於零，他也能在任何一塊果皮上滑倒。」
我們採取記錄的辦法，不僅把犯罪的責任明確到每個個人身上，同時也是向每一個參與者指出：即便是置身於整體的犯罪機器之中，你們每個個人依然是可以選擇、必須選擇、而且事實上總是在進行選擇的。勇敢的，可以公開站出來反對；不勇敢的，可以採取不合作的立場。縱然是那些膽小的人，也可以用消極的態度去應付鎮壓的命令。叫你去抓人，你可以在「抓得着」和「抓不着」之間選擇；對於抓到的人，你可以人道地對待他們，也可以野蠻地折磨他們，如此等等。誰說你們不能選擇呢?
我們知道，在過去，不少東德人翻越柏林牆，遭到東德士兵的無情槍殺。德國人民採取了記錄的辦法，把那些槍殺最賣力的東德官兵姓名公諸於衆。到後來，許多東德官兵再見到有人翻越柏林牆時只是朝天鳴槍。記錄無疑會起到分化瓦解專制統治集團以及對犯罪者構成巨大心理威懾的積極作用。可以相信，如果在整個專制機器中，有越來越多的「部件」採取反抗、不合作、抵制或消極怠工的態度，那麼，這部機器的力量就越來越弱了。(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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