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變法失敗，十九世紀中國最後一次富強興國的希望也隨之破滅了。老佛爺慈禧先是幽禁了光緒皇帝，接着又下旨捉拿變法首犯。康有爲和梁啓超聞訊躲入日本公使館避難，然後又在日本友人的幫助下坐着日本軍艦逃亡去了日本。當時沒有飛機，輪船也跑得慢，美國又太遠，雖然甲午戰爭剛剛結束不久，但日本在中國人眼裏，還沒有像後來那麼可惡，所以大家都往日本跑。可到了譚嗣同這兒，不知怎麼就中了邪，就是不走。等他設法營救光緒也失敗後，大家就又勸，說這下老佛爺可動真格的了，要動刀子砍人頭了。還有武林高手自告奮勇要護駕。可這譚嗣同就是不挪窩，還說中國還從來沒有人爲變法流過血。看看國外，沒有變法不流血的。他要爲中國的變法流一次血。
嗨，這不是典型的「大傻冒」麼！
小孩子嗎，想不通也就不想了。直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後的某一天，不知怎麼又突然想起了譚嗣同，當時不禁爲之大哭一場。
八九年的六月，一場運動剛剛在中國結束。當時整個社會從上到下都是比較緊張的，好像快要窒息了一樣。不僅參加過那場運動的學生和普通老百姓們在爲中國的前途緊張，那些在這場運動中「沒有認清形勢」的黨員幹部也無不在緊張地思考，更不用說那些中央的領導同志了。當時唯一能接觸到的新聞媒體，中央電視臺，也在緊張地進行一輪接一輪的輿論攻勢。記得當時印象最深的兩條新聞是：第一，清華的學生周鋒鎖在原籍陝西西安，由姐姐和姐夫舉報，作爲一名被通緝的北京高自聯領導成員之一，被抓；第二條就是某位學者躲進了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後就不再出來，直到後來在美國人的一再堅持下，中國共產黨才放其去了美國。
當時聽到這些消息，悲傷之餘，心裏還有幾分暗自慶幸。被通緝的那麼多，畢竟還是有很多人沒有聽到報道，也就是說還「逍遙法外」。慶幸之餘，不禁還一直在替他們擔心。直到後來有一次在《參考消息》上看到一則消息，說是某某正在美國一所著名大學讀書，穿名牌，追女人，意思是還鬧着些「花邊新聞」。至於這「花邊新聞」，當時自然是嗤之以鼻的，相信又是中國共產黨的輿論宣傳，但那些一直不知下落而爲之擔心的人，正在美國確是千真萬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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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砍了頭。康有爲和梁啓超師生二人也先後到了日本。來年康有爲又獨自流亡加拿大，並創立保皇會（又稱中國維新會）。當時在海外華人中，保皇會的影響力是要比孫中山的興中會（也就是後來的同盟會）大得多的。不僅從會員的人數上，海外華人的捐款上，還是對國內的影響上，興中會當時都還稍遜一籌。梁啓超初到日本時，創辦了《清議報》，並積極主張與孫中山合作，但由於康有爲的反對而未成功，不僅使其本人，而且也使中國的民主革命喪失了一次極其寶貴的機會。一九零三年，梁啓超自美洲遊歷後，看到當地華人和其他有色人種遭受的歧視，感慨共和制度的弊端，日本與英國君主立憲制的「長處」，從而言論大變，成爲堅定的保皇立憲派，並與同盟會的革命派進行了激烈的思想論戰。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但其後不久就被袁世凱竊了國。梁啓超則在其時積極爲袁世凱出謀劃策，並委屈求全任職於袁政府中。想必他也早就知道袁世凱正是那個爲了染紅自己的頂子，在戊戌變法時就曾出賣過譚嗣同等維新黨人的「大賊」。想不通如此一個卑鄙小人，爲什麼在當時卻有這許多人要擁之爲總統。不過後來在袁世凱復闢稱帝后，梁啓超爲了維護共和，又積極投身於其學生蔡鄂發起的護國戰爭。至於康有爲，最後的記載就只有堅決擁護袁世凱稱帝和積極參與張勳的「辮子軍」復辟了。
記得曾經看過一篇文章，稱某些晚節不保的偉人和名人爲「早死十年爲完人」。其實螻蟻尚且偷生，何況我們這些頭腦發達的血肉之軀呢。去美國也好，日本也好，只要活下來就好，能到外面的世界更是一件極好的事情。在當時的日本，「明治維新」已經開始見效，其發展的經驗，對於有着許多共同之處的中國，本應該有很多值得借鑑的地方。想不通梁啓超如此一位絕頂聰明的政治活動家和學者，當時比較美日的結果卻是要借鑑君主立憲。更可笑康有爲在共和制已經建立後，還死心塌地要爲自己找個皇帝可供磕頭，其思想之頑冥不化也到了極點。
至於說美國，也不是隻有金錢主義和種族歧視，許多新的文化，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先進的科技也是很值得研究和學習的。尤其是去了美國又能進入最好的大學學習，切身地體會許多過去只是聽說過的東西，回憶回憶過去，考慮考慮將來，寫寫文章，作作研究，也確實不失爲一件極好的事情。只可惜古人學到了還是有皇帝好，今人學會了金錢最實在。什麼民主自由，抱負理想，都拋在一邊吧。至於反思之類的事情，也讓老外們折騰去吧。反正他老外不管怎麼拍片子，還不是得讓我們來做男女主角。想不通中國的「下海」 潮爲什麼會如此洶湧以至彼岸。
又過了幾年，被抓進去的學生也從監獄裏放了出來，有的也去了美國，也在那所著名的大學裏開始唸書了，甚至前一陣子在報紙上跟諾貝爾和平獎也有了關係。或許早到的人心裏就在後悔，早知道共產黨不會真的殺頭，拼着坐幾年牢，現在出來也能同樣風光了。今天建黨，明日組會；這陣子去歐洲演講，過幾天又在國會前抗議美國跟中國發展貿易。想不通爲什麼有如此的時間與精力，卻不願分出來一點點來安安靜靜地作些學問和研究。唉，在這一片眼花繚亂中，只有我這個最不合時宜的人，不知怎麼又想起了那個未能完成學業，現在不知身在何處的清華學生，還有那許多叫不出名字的學生，工人，或許還有其他的什麼人吧。
唉，想不通的事情太多也就不想了吧。只知道最後跟着學生們走出天安門廣場的是臺灣來的歌星侯德建；只知道歷史是最公正的，時間是最明亮的；只知道由衷地贊成一句話，「反對任何人或組織借『六 四』之名撈取政治或其他資本。」
嗚呼！譚嗣同，那個小時候怎麼也想不通的人，那個「傻冒」一個的人，那個一定要爲中國變法流血的人，在八九年六月後的那個夏天，成了我爲之痛哭的人。
後記：
八九年以後的我，作爲一個普通老百姓，在中國大陸看到和聽到許多這樣那樣的消息和新聞，感慨與看法，於是總覺得有些話憋在肚子裏想要說出來，想寫點什麼。現在的中國，私底下對政治發發牢騷，甚至罵娘也一般沒有人管了。但是想要公開發表點什麼，也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另外，歸根結底還是因爲自己膽小的緣故。
現在人到了海外，可以說了，也沒有人管你寫了，卻又總給自己找這樣或那樣冠冕堂皇的藉口，什麼需要找工作維持生計啦，需要學習英文啦，需要對這裏的社會多作些了解啦。總之是講經濟多一些，其他就幾乎沒有什麼了。
其實我們這些可以寫自己想寫文字的人，比起那些在國內爲了文章能夠發表出來，而千方百計隱詞含意的人來說，實在是應該感到慚愧的。
現在的中國大陸，說實在的，最不缺的就是搞經濟的人了。反而那些對中西方歷史作比較研究的人，研究民主制度在西方社會起源與發展的人，以及那些思考如何在中國切實可行地實施民主政治的人，才是現在最需要的。就算不能作全心全職的研究，至少在飯後茶餘的閒談中，相信對孩子們也是會有些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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