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暴動」並不遙遠。僅僅是幾十年前，水深火熱中的農民爲了推翻壓在頭上的三座大山，揭竿而起。因爲「暴動」以及革命武裝鬥爭，才有了最初的蘇維埃紅色政權，才有了新中國，才有了各級人民政府，才有了如今的鄉長、縣長、市長（專員）……「暴動」不是遊戲，那要付出血的代價。「暴動」是萬般無奈的選擇、忍無可忍的掙扎。之所以冒死而「暴動」，是爲了求得光明，是爲了今天的新生活，是爲了當家作主人。爲此，多少先烈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莫非那位專員連一點革命史也沒有學過，怎麼竟不知「暴動」爲何物呢？

跪，是被動的姿式，是放棄反抗的表示，是下對上的順從。按理說，跪着的應該是「僕人」。然而，現在的「公僕」反僕爲主了，所謂「父母官」是也。既爲民「父母」，應爲民做主。他們曾經求過一級又一級「父母」，但無人過問，如今終於有幸遇上更「高級」的「父母」，他們能不誠惶誠恐地屈膝而求！跪，是人的最後權利。如果連「跪」的權利也要剝奪，那麼他們還能有什麼選擇呢？

跪，寄託着他們對黨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希望。爲了讓「父母」停下來，不得不屈下雙膝；惟恐跪的人少了，打動不了「父母」，只好全員皆跪。原指望能得到「父母」的關心，至少也要問個所以，哪想到，冤情未呈，一頂「暴動」的大帽子早已迎頭扣上，可憐的村民能不瞠目結舌！

跪着請願不是村民的發明創造，「攔轎喊冤」的故事數不勝數。「包青天」爲民伸冤很多就是從「攔轎喊冤」開始的。即使轎前跪的只有一個人，「包青天」也要仔細問端詳。無微不至、爲民請命、不畏權貴。想這位「封建主義保皇派」尚能面對「攔轎」而不怒，甚至歡迎，怎麼如今的「人民公僕」竟視之如洪水猛獸甚至謂之「暴動」呢？

所幸的是，那位副專員式的公僕尚屬極個別。但「極個別」往往也是個不能忽視的信號。聯想一下廣東省那個把農民張貼中央文件說成是貼「大字報」的鄉黨委書記，還有那些不問青紅皁白一律把上訪羣衆斥之爲「刁民」的諸多「父母」，不是有着驚人的相似嗎？

從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一些領導幹部與人民羣衆的距離是多麼遠，「隔膜」是多麼深。也可以看出，不少幹部之所以脫離羣衆，是因爲他們壓根兒就不想接近羣衆。在他們的骨子裏，自己是高高在上的，與羣衆是有貴賤之別的。別說「深入」羣衆、與羣衆「打成一片」，就連羣衆主動靠近了，他們也會覺得有失「身分」、損了「尊嚴」，惟恐躲之不及。諸如此類的「公僕」真應該「下課」補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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