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暴动”并不遥远。仅仅是几十年前，水深火热中的农民为了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揭竿而起。因为“暴动”以及革命武装斗争，才有了最初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才有了新中国，才有了各级人民政府，才有了如今的乡长、县长、市长（专员）……“暴动”不是游戏，那要付出血的代价。“暴动”是万般无奈的选择、忍无可忍的挣扎。之所以冒死而“暴动”，是为了求得光明，是为了今天的新生活，是为了当家作主人。为此，多少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莫非那位专员连一点革命史也没有学过，怎么竟不知“暴动”为何物呢？

跪，是被动的姿式，是放弃反抗的表示，是下对上的顺从。按理说，跪着的应该是“仆人”。然而，现在的“公仆”反仆为主了，所谓“父母官”是也。既为民“父母”，应为民做主。他们曾经求过一级又一级“父母”，但无人过问，如今终于有幸遇上更“高级”的“父母”，他们能不诚惶诚恐地屈膝而求！跪，是人的最后权利。如果连“跪”的权利也要剥夺，那么他们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跪，寄托着他们对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希望。为了让“父母”停下来，不得不屈下双膝；惟恐跪的人少了，打动不了“父母”，只好全员皆跪。原指望能得到“父母”的关心，至少也要问个所以，哪想到，冤情未呈，一顶“暴动”的大帽子早已迎头扣上，可怜的村民能不瞠目结舌！

跪着请愿不是村民的发明创造，“拦轿喊冤”的故事数不胜数。“包青天”为民伸冤很多就是从“拦轿喊冤”开始的。即使轿前跪的只有一个人，“包青天”也要仔细问端详。无微不至、为民请命、不畏权贵。想这位“封建主义保皇派”尚能面对“拦轿”而不怒，甚至欢迎，怎么如今的“人民公仆”竟视之如洪水猛兽甚至谓之“暴动”呢？

所幸的是，那位副专员式的公仆尚属极个别。但“极个别”往往也是个不能忽视的信号。联想一下广东省那个把农民张贴中央文件说成是贴“大字报”的乡党委书记，还有那些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把上访群众斥之为“刁民”的诸多“父母”，不是有着惊人的相似吗？

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一些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是多么远，“隔膜”是多么深。也可以看出，不少干部之所以脱离群众，是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想接近群众。在他们的骨子里，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与群众是有贵贱之别的。别说“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就连群众主动靠近了，他们也会觉得有失“身分”、损了“尊严”，惟恐躲之不及。诸如此类的“公仆”真应该“下课”补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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