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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前两天，沈阳一对60岁左右的老夫妻出现在皇姑区泰山路一栋楼房上，有人看到他们长时间手拉手在顶楼上溜跶，经过四个小时的徘徊和挣扎，老夫妻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条不归途，一起从八楼上跳了下去，当场身亡。 两位老人遗体旁两双崭新的棉鞋让很多居民揪心，大家猜测这也许是他们为自己准备的最后礼物。知情人说俩人是因身患疾病不想拖累儿女才选择离开。有目击者说，赶到现场的女儿，看到父母遗体时，几近崩溃。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大爷叹着气说，他能理解老人的心，一定是怕拖累儿女才这么做的，可是他们用这种方式离开对子女来说将是永远的痛…… 这则消息令人揪心，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他们应该不会选择这样一条路吧。顶楼的四个小时徘徊中，也一定在内心苦苦挣扎，然而，贫穷和苦难的现实使得他们最终放弃了宝贵的生命和对这个世界的眷恋。 中国人勤劳智慧，可他们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呢？ 首先中国的财富被中共巧取豪夺，国产成为党产，为党所用，挥霍无度，举办那些华而不实的奥运会、60年大庆和上海世博等为党贴金，正所谓国富民穷；另外财富落入了少数人的腰包，目前大陆有个流行说法，叫“点四们”，就是指0.4%的人占有全国70%的财富；在中国的亿万富翁中，91%的是中共权贵及其子弟们，通过政治与经济的手段，“点四们”个个腰缠万贯。 曾庆红之子曾伟和太太蒋梅，最近第三次向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府提出他们的超级豪宅翻新计划被拒，据说这所当时澳洲最昂贵的豪宅（3240万澳元，2.5亿元人民币），在澳洲房产交易史上排名第三昂贵，预算翻修费500万澳元（3300万元人民币），打破悉尼最贵民宅重建的记录。消息一出，澳洲各大新闻网站点击率攀升，有关文章顿时登上排行榜首。 一位澳洲人士对曾氏夫妇推倒豪宅的重建计划感到吃惊，“这是非常昂贵的民宅工程。当然，作为前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这也就不难理解了。”他说：“在专制极权国家，国家利益转为政府官员的私人财产，令家人受益是完全可能的。难怪这对夫妇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 二十几年前，一位新加坡的亲戚到北京参加国贸大厦的设计工程，有次他曾说：“你不知道，跟我们打交道的那些官员，包括工程队的工头在内，个个都是血吸鬼呀，你们的老百姓真可怜。”而眼下中国社会贫富的悬殊比那时更大，官员更贪婪。 年初，《重庆晚报》曾登过一篇文章，《重庆彭水山区学生因条件限制不吃午餐》，彭水县山区学校，有三万余名孩子和老师，在学校吃不上午饭，很多孩子天不亮在家吃了早饭后，要等到天黑回家，才能吃上第二顿饭。大多数孩子的身高和体重严重不达标。记者以一个班来举例，全班46人，只有两人带了“午餐”，一人带了只自家种的橘子，另一个条件稍好些，妈妈给了他一个苹果，剩下的人就只能喝凉水充饥。“饿！”孩子们都这样说。这些孩子和重庆书记薄熙来的两个被送到英美读书的儿子相比，犹如云泥。 有消息说，中国大陆人供养着世界上最贵的政府。 世界经济之都纽约，人口1800万，GDP26000亿美元，“市领导”六人——一名市长，三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东京，人口1300万，GDP11000亿美元，“市领导”七人——一名市长，四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 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五分之一、纽约的六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1%、纽约的0.18%，但“市领导”却有43 名，是东京和纽约的六倍——市委书记一名，副书记一名，常委十一名，市长一名、副市长九名、市长助理三名，人大主任一名，副主任七名，政协主席一名，副主席八名。此外，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2007年，中国光出国考察、公车、吃喝三项，“公仆”们就挥霍了9000亿人民币，是国家支付卫生事业经费1800亿人民币的五倍，是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100亿人民币的八倍。“公仆”，这个不到全国人口4%的群体，消耗了全民财政收入的30%。而这种成本，德国是财政收入的2.7%，埃及是3.1%，印度是6.3%，加拿大是7.1%，俄罗斯是7.6%。 对此，辛灏年最近在讲演中比喻得很形象，他说：“腐败就是有权有势的人发财，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受苦，一锅饭就这么多，你百分之零点几的人吃了我大半锅饭，留一口饭给我十三亿人民分。” 供养着中共这么大的血吸鬼，要让中国的百姓如何喘息。也难怪重庆彭水山区的三万师生中午没有饭吃，潍坊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交不起学费的农民儿子王志强三年哭瞎了双眼，而沈阳那对老夫妻则只剩下跳楼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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