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每个人都关心自己国家的形象。但只有很少的人会把国家形象和自己的形象联系起来。余秋雨教授在《千年一叹》中写他在埃及“千禧之旅”途中遇到一个叫哈姆迪的青年，对余教授讲了他对中国游客的一点微词：他看到的中国游客很少有人听导游讲解文物，只想购物、拍照；每天晚上精神十足，喝酒、打牌，第二天旅游时一脸困倦。他说：“一个国家的具体形象，体现在零散的旅行者身上。”这话说得多好啊。

　文章指出，我们常常觉得“国家形象”很抽象，其实外国人，往往是通过他所接触的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个具体的城市来感受一个国家的形象的。

文章说，为什么在许多外国人眼中，中国人是脏乱差的代名词？你只需到大街上、到饭馆里、到各个景点看看，随地乱扔的西瓜皮，随口而吐的斑斑痰迹，与人共舞的成群苍蝇，还有那随处可见的大小便，你能不皱眉头？我们从《参考消息》上不是经常能读到外国人对中国的观感吗？我们习惯于指责人家是戴著有色眼镜看中国，其实不然，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我们自己同胞的文明程度太低。　　
文章认为，“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外交术语，应该说政府官员比老百姓具有更大的代表性。一个名叫安德鲁·安德森的英国商人在1839年10月21日写给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协会主席拉本特的信中，是这样描述当时他所看到的中国官场的：　广东省的官职是有名的肥缺。中国官吏宁愿比在他省降二、三级来营谋广东的官缺。这些缺分，都是公开的投机事业，谁能向皇室或军机处奉献得最多，谁就能得到手。他们而且将属下的职位出卖，每个巡抚或粤海关监督，来到广州，都想在任内，大发其财。中国的法律好像是专为了帮助这些贪官向外人勒索，除此之外，既无法执行，而又极为荒谬，除军事掣肘而外，毫无用处。几乎没有一种货是只征收入口官税的，官吏们的勒索，比官税重得多，并且一人一经缴纳，对其他人便援以为例，向一切人索要。这种需索，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他进而得出结论：一般的意见，对于中国的实力的估计是错误的。不管过去是怎样，它现在是世界上最弱的国家，只靠著有系统的谎言，妄诞的谕旨，人民的愚昧来维持。

文章说，如今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国家形象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是谁敢说官场中封建主义的残余已经消失殆尽了呢？湛江、厦门、深圳的走私案说明了什么？前腐后继，死而后已的贪污案说明了什么？我们可以辩解说这些官员代表不了我们的“国家形象”，他们只是十个手指中的小拇指，但是外国人这么看么，有良心的中国人这么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