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拒绝这项奖，因为我不承认任何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权威和价值。”在大江健三郎向《纽约时报》记者说这番话时，日本右翼分子们正绕着他的房子示威，抗议他对政府和天皇不敬。

　　在推崇大江健三郎对严肃文学创作执着追求的同时，中国作家们更应敬佩和学习他那种拒绝政府“文化勋章”的尊严意识和独立性。这种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尊严价值和独立意识不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历来缺乏，而且至今中国的文化人也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更谈不上努力去保持。

　　虽然毛泽东的残酷使许多知识分子丧失了尊严意识与独立性，而变成了中共政权这张“皮”上的“毛”。但共产专制并不是导致知识人缺乏尊严的唯一原因。很多事实表明，在毛泽东的暴政风行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十分看重尊严的，更谈不上独立性。像郭沫若、钱学森这一类把灵魂都已出卖得干干净净的，已不值得评论。让我们仅看看那些被一致认为“优秀”、“有文人风骨”的知识分子们又尊严到哪里去？

　　　　　　　　　　　梁漱溟∶老糊涂，还是没有尊严意识？

　　“大儒”梁漱溟在一九五三年的“政协会议”上公开顶撞毛泽东的骨气，赢得海内外知识分子的敬佩。但梁本人对自己的“勇敢”却大不以为然∶“一九五三年九月，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他说这话时是一九八六年，毛泽东已死了十年，中国大陆的政治气氛已较以前宽松很多。当年梁漱溟已九十四岁，是他当年的骨气被毛泽东吓没了而不敢说真话呢，还是老糊涂了，或是没有尊严意识呢？

　　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曾以流氓手段羞辱了梁漱溟。梁这么看重毛泽东“皇帝”的威信，为其百般辩护；而不看重知识分子的尊严被辱，情愿自我作贱，哪里还有“文人风骨”？

　　其实这位“大知识分子”并不是到老了才糊涂的，早在半个世纪前他就没有明白过。一九四六年，抗战刚结束，他就从重庆奔赴延安，向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中共十位领导人献计献策，主张中国千万不要实行英美式的民主。“在重庆，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大谈在轮流执政、你上我下的政局中实现民主，进行建设。但恰恰在这种时候，我心中不以为然。我认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变得没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向各位请教。”（戴晴∶《梁漱溟和毛泽东》）

　　一九八六年，即梁漱溟当年去延安献策四十年后，这位“大儒”在北京寓所接受戴晴访问，谈及这段历史时这样说∶“那时的我，连做梦也未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三年之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道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

　　真不知这位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中国大陆四十多年来“大跃进”、“反右”“文革”等各种灾难的梁漱溟，认为共产党在哪个方面实现了他的“梦想”。

　　　　　　　　　　　　翦伯赞∶媚俗毛泽东，请教历史分期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文革”中不堪羞辱而自杀，令后人敬佩他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但据大陆学者黎澍回忆，一九五三年，翦伯赞、邵循正、胡华等三人将写好的《中国历史概要》书稿呈交毛泽东，请示历史应该如何分期。

　　毛泽东批示说∶“中国历史很长，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成三段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于汉；第二所研究魏晋到鸦片战争前；第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三个历史研究所合办一个杂志，定名为《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　　当时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翦伯赞是研究历史的大学问家，难道他真的不知道在他和毛泽东之间谁更懂得历史分期？将书稿呈交毛泽东，像小学生一样请教历史分期，不是媚俗吗？当时是一九五三年，还没有“反右”“文革”，政治气氛也没有那么严峻。中国知识分子就这样主动地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和独立。

　　也许正是知识人这样不看重自己的尊严，毛泽东才居高临下，对历史分期这样专门的学术问题也敢指点江山。而且“指点”到如此详细，不仅决定历史怎样分期，还规定建立几个研究所，哪个所具体研究哪段历史，以及要办什么样的杂志，杂志应叫什么名字。世界虽大，历史虽长，恐怕只有毛泽东干过这样空前绝后的事。而毛泽东敢这样狂妄，正是知识分子匍匐在地的逢迎壮了他的胆。

　　翦伯赞如此恭敬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时仍被批斗，以致翦伯赞夫妇双双自杀。据流亡海外的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撰文披露，翦伯赞死后，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字条，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储安平∶周恩来来看望，自尊就出让

　　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储安平可能是非常独特的一位。他在四十年代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是“一团烂污”；“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他主张第三条道路，即反对国共两党独裁，走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宪政道路。他主办《观察》杂志，联络了与他有共识的“自由思想分子”七十多人。储安平宣称，“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

　　这样一个崇尚心灵高贵的自由主义者，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得势之际，周恩来到他住宿的旅馆看望他和一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就使他兴奋了。他对朋友说∶“真想不到，周先生亲自到我房间。”他主编的《观察》杂志很快变味了，客观报道不见了，犀利批评消失了。杂志上是这些文章∶“向党的干部学习高潮看齐”，“挖出我的思想根源”。发表社会学家费孝通“不改造就落后”，经济学家吴大昆的“怎样把我们的经济学提高到毛泽东阶段”。一九五零年的毛泽东还没有展示出任何“经济建设的天才”，经济学教授就肉麻地提出经济学的“毛泽东阶段”。哪有一点知识人的尊严可言？

　　而通常是出自储安平手笔的刊物社论，竟有这样的文字∶“蒋介石这个法西斯大流氓”，“舔美帝的屁股”。看到这样的文字，只能让人想到，储安平等知识人们已开始“舔”毛泽东的“屁股”了。

　　　　　　　　　　　　冯友兰∶“批孔”捧毛，毫无悔恨

　　而已被人批评过的另一个当代“大儒”冯友兰，更是早在一九四九年毛泽东还没当上“霸王”，正“宜将剩勇追穷寇”时，就开始向毛泽东写信献媚，表示“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很快回了信，指示这位中国哲学史教授“不必急于求成，可以慢慢来，总可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冯友兰∶《三松堂全集》一卷一四七页）

　　冯友兰一九一九年就获公费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返回中国一直从事哲学史研究。以冯友兰这样的资历和学问，他难道真的不知道怎样撰写中国哲学史，必须请教没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毛泽东？

　　中共还没有掌权，堂堂北平大学教授冯友兰就表现出这样的媚态。后来他紧跟政治形势，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丑态百出。他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了政治需要七改八修，学术沦丧。一九八二年，冯友兰到纽约接受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在仪式上他致词总结自己的人生路途，对他不尊严的行为没有一句自省。一九八八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在北京访问他，问他“有没有后悔发表的著作”时，他竟回答“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对发表过的那些以拼凑历史吹捧毛泽东的文字，冯友兰没有表示一丝悔恨。

　　北京朝华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中国百名大右派》一书。该书前言说∶“当一九五零年代表党外知识分子向天安门献出‘我们永远跟您走’的锦旗，当一九五一年口诛笔伐《武训传》，当一九五二年揪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一九五七年的悲剧已经写下了凄壮的一章。”

　　　　　　　　　　　　　　大陆作家，争拜官职

　　有人或许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恢复了尊严？被视为中国文坛“泰斗”的作家巴金，最近在台湾的报刊上撰文“怀念卫惠林”，提及他的老朋友卫惠林曾当面批评他“不敢讲真话。”这个批评巴金不接受。但发生了“六四屠杀”这样惨绝人寰的事，巴金站出来谴责了吗？没有。在海峡两岸都拥有极高声誉的巴金，对“六四”这种事的沉默是不可原谅的。不要说像大江健三郎那样拒绝官方勋章，连官方的职务巴金还继续担任呢，官拜中共“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中国大陆另一个老资格的作家是谢冰心。不要说对“六四屠杀”她默不做声，在毛泽东生辰一百周年时，她还在《中国文化报》上撰文“怀念毛主席”。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并给中国人带来深重苦难的“反右”“文革”，冰心是亲身经历过的。而且她写这篇文章时，大陆的政治环境已不可能有人强迫她必须这样做。那么已九十多岁的冰心到底是愚昧、老糊涂，还是毫无人格的谄媚？在西方，一个作家如果半个世纪都不出什么有分量的作品，早已被社会淘汰。只有在中国，靠拥护政府，没有作品照样被视为文坛“神明”。而对这样的作家，巴金却夸奖说，“她是多么坦率，又那么纯真，她多么坚定，又那么坚强！”

　　更可笑的是，几个自称中国异议作家的文人在美国创办的《倾颉肺难Э铮阅芄黄盖氲健盎衬蠲飨钡谋淖龈每摹肮宋省被箍拿唬屑ぬ榱恪?p>　　　　　　　　　　　　　为了回国，争相兜售尊严

　　有人或许说，像巴金、冰心身在国内，言有可虑，情有可原。但身在西方自由世界的中国知识人们又怎么样？不怎么样。八九民运后流亡海外的作家张郎郎，不久前竟为回国给中共公安部长陶驷驹写信，表白他与“民运”已划清界限。进海关时，有惊无险，因为他的信已由他的好朋友戴晴转交到了陶驷驹的办公桌上。

　　而给他出这种主意，并帮他通融中共高层的戴晴女士，以“持不同政见者”身份在西方领取了宗旨是表彰英勇反抗暴政的“自由金笔奖”后，回到北京寓所却公开指责“八九民运”不是民主运动，并谄媚邓小平说，“现在除了邓小平之外，谁有那么大的威力，能够以他自己的专制来尽量结束中国的专制统治？”

　　“六四”事件后以“民运精英”身份逃亡法国的大陆诗人徐刚，不知怎么获得了中共的“宽大处理”而回国，随后给《人民文学》写了长篇报告文学“梦巴黎”，把曾给他“政治庇护”、经济补助的洋溢着自由精神的法国描绘成一个充满乞丐、醉鬼、妓女和罪恶的黑暗世界，并在文中自问自答说，“中国人到法国来干什么？”“他们有病，吃错了药！”这种文字多么“自然地”与中共的宣传口径合上了拍。

　　另一个“六四”事件后在海外媒体上很是风光了一阵子的大陆画家范曾，也是悄悄给北京官方写信，兜售尊严，交易回国。不料他的信被对方泄露，他百般掩饰辩解后，像鸵鸟似的把头一扎，不顾自尊地飞回天津。

　　比他们更“勇敢”的是原中共《人民日报》评论员吴国光。“六四”前他以中共官方智囊资格成为哈佛“尼门基金”的访问学者。“民阵”成立时他飞去巴黎起草“宣言”，成为“头面人物”。在美国华文媒体上也常以“民运人士”的大名出现。去年，也是为了回国，他主动给中共纽约领馆打电话，表白解释自己与民运没有关系。当有人对这种“用尊严交换通行证”的行为批评后，他竟打电话到人家里，大骂“????x！”

　　　　　　　　　　　　　台湾诗人、艺术家也不自尊

　　有人把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种种丑态归结为是中共四十多年“党文化”熏陶的结果。但台湾并没有被共产党统治过，那里也有文化人们不顾尊严。据台湾《中央日报》报道，去年九月，台湾电影“爱情万岁”获得“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后，该片三名演职员受到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的接见。被称为艺术家的该片女主角杨贵媚竟媚俗地将“金狮奖座”“献赠给李总统”。好在李登辉还有点自知之明，客气地说“摸一摸就好”，把“金狮奖座”又还了回去。《中央日报》最近报道的一件事更令人喷饭。一批获奖的台湾青年作家在该报海外版副刊主编、诗人梅新的联络引见下，得到李登辉总统的接见。在接见时，诗人梅新竟谄媚地说∶“总统接见作家，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是第一次。”李登辉这次也不客气，像皇帝似的坐在中间，两排作家则像大臣似的规规矩矩地坐在两侧听总统教诲。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得被媒体骂死。

　　　　　　　　　　　　　做毛、做皮，还是做骨头？

　　去年十一月，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及作家玛佛兹（Naguib　Mahfouz）在开罗遇刺受伤。他在住院期间，埃及官方大员像走马灯似的去看望他。但玛佛兹并不领情，照样严词批评政府。外国作家的尊严傲骨令人越来越痛感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中缺少最重要的尊严意识。当年李白还吟出“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诗句，而当今的中国知识人是“局长呼来即上船”。面对“下海”成风，更是“人民币呼来争跳船”。知识人争“钱”恐后，抢戴“花翎”，巴结权贵，各种不自尊和丑态，惨不忍睹。

　　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不自尊行为从未受到应有的监督和批评。以至“丑”被忽略漠视。长而久之，“丑”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视为“美”了。

　　中国作家们在讨论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应该先思考能否塑起自己那从未站起过的尊严。没有尊严和独立人格的作家，永远写不出有人的灵魂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