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是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对另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的访问

3月31日下午，我接到一位女士从国外打来的电话，她说她是斯诺夫人的女儿。她告诉我，她母亲和她的哥哥克里斯多夫·斯诺已经抵达北京，准备于明天上午11点来人民大学看望我，询问我是否方便。我听到这个消息虽然有些突然，却并不太感意外。因为我想起去年12月底旅美学者陆文禾先生遭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拘押时被没收的物品中，就有一封斯诺夫人托他转交给我的信。那时我虽然不可能想到会有机会与斯诺夫人见面，但我从心底里已经把她当作我值得尊敬的外国朋友了。现在这位尊敬的夫人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而且明天就要来我家里作客，我怎么能不由衷地欢迎呢！

在电话里，斯诺夫人的女儿同时告诉我，她母亲准备于来京的当天发一个公开声明，说明她的来意。她要她女儿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觉得，我与斯诺夫人的会见本来是一次纯粹私人性质的会见，与任何人无关；但如果考虑到这样的会见有可能使有关方面产生误解，那么发一个公开声明也许是恰当的。于是我随即向她女儿表示，我尊重斯诺夫人本人的决定。

这天傍晚，我从一位外国记者那里得到了斯诺夫人声明的全文。斯诺夫人在声明中说：“这是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对另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所能表达的同情和安慰，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门屠杀中失去亲人、又在后来的岁月里被剥夺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亲和难属们，表达我们母子和他们的团结之心。”我反复咀嚼着这份声明的每一字每一句，久久不能入睡。我回忆起我年轻时阅读埃德加·斯诺先生《西行漫记》时的情景。我一遍一遍地体味、对比着当年与今天阅读两个不同文本时的内心感受。虽然这中间相隔着一个很大的时间跨度，虽然这几十年的风雨沧桑已改变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但当我读到这次斯诺夫人的声明时，我却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那种兴奋和激动。我感到在这两位外国友人的内心深处，存在着某种始终如一的东西。我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却能清楚地感受到，那是一种对于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和对于弱者的人道关怀。我想，人们可以属于不同的国度，可以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信仰，甚至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只要他是一个真诚的人道主义者，始终保持着对一种合理社会的执着追求，那么彼此的心灵就不难沟通。

我这样思索着、期盼着、等待着，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2，我只求能同她默默见上一面

4月1日清晨，我先生还没有来得及打开家门，就透过窗户发现有一群便衣警察已经在我们住家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来回警戒了。我思忖，今天的会见多半是不了，但我仍心存侥幸。我觉得人世间总还有一些道理可舶伞ｌ妒俏页雒胖鞫フ冶阋戮旖簧妗Ｎ叶运撬担航裉焖古捣蛉艘纯赐遥乙换岫パ６竺庞颍Ｍ忝遣灰枥埂Ｎ宜邓古捣蛉耸侵泄嗣竦睦吓笥眩思也辉锻蚶锢吹奖本词菇鼋龀鲮独衩玻膊荒馨阉苤磐獍桑?p> 值勤的便衣警察表示无权作主，他们答应向领导汇报。

10点钟左右，难友苏冰娴女士来访，她知道我们快回南方了。按惯例，每当我们即将离京去南方的时候，她都要来看望、送别的。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她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斯诺夫人要来看望我并通过我向“六四”难属表示慰问的消息，因此她也很想见见这位夫人。

这时，户外的便衣警察已增至10余名，另有两辆值勤的小汽车停放在马路的对面；而在住宅楼的西边，则等候着一些外国记者，他们是准备来采访斯诺夫人的。这一奇异的景观，引起许多过路者的注目。

寂静而略显紧张的气氛，让人觉得时间过得真慢。终于挨到了按约应该去东校门迎候斯诺夫人的时候。但是，当我走出住家的院门时却遭便衣警察拦阻。我被告知：今天必须留在家里，不允许出门。我正要与便衣们论理，一位官员模样的人随即走到我的跟前，他要我回屋里谈谈。我知道这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于是我坦然地同意了。

该官员向我和我先生传达了一项所谓的上级决定，说他的领导希望我们留在家里不要出门，更不要去会见斯诺夫人。他要求我们配合，说他们不希望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来者说话时显得那样谦卑，他说他只是向我们提出“建议”，但他的这个“建议”却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我们马上意识到，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一场不愉快的谈话。

话题是紧接着来者所说的“配合”开始的。以前，他们曾多次要求我们同他们“配合”，我们也早已领教过这种“配合”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给了我一个当面揭露他们的机会，我一件件、一桩桩列举了他们一面高唱“配合”，一面又不断挑起事端的种种事实。最后我表示：我们说话、做事一向是理性、克制的，即使在你们不讲道理甚至挑起事端的时候，我们也仍然持这样的态度，但这决非你们所说的“配合”，我们有我们的原则，不会搞什么“配合”。

这算是一个开场白。在谈话进入正题之前，我们说服苏冰娴女士离开了我的住所。此前，她曾多次向我提出由她去迎接斯诺夫人，但我拒绝了。我不想使她受到无端的牵连，更不想把事情复杂化。她是在我的苦苦劝说下才离开的。

苏离开后，我和我先生就斯诺夫人的此次来访开始了与安全局官员的对话。

我说：一位80多岁的老人，又是你们一向宣称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她这次来北京看望我，只是想表示对“六四”难属的同情和安慰，为什么不可以？

对方的回答是：他的上级没有告诉他为什么，因此他也就不能说明为什么。他说他的职责是传达上级的决定，没有向我们说明理由的任务，他只是执行公务。这样的回答是意料之中的，因为他们不过是一切听令于上级的“专政工具”。

为了打破僵局，我先生对那位官员说：你的这种说法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你只是执行公务；但斯诺夫人远道而来不能不见，这是礼貌。你可以向你的上级转达我们的要求。你们可以让斯诺夫人来我们家里会见，也可以由校方或政府方面安排会见；会见完全可以公开，你们可以派人参加，但你们无权阻止这样的会见。

该官员仍坚持所谓上级的决定，显得很为难的样子。

为了争取能与斯诺夫人见上一面，我表示可以作最大限度的让步：会见时可以不说话，只是拉拉手，拥抱一下，以表示对斯诺夫人的谢意和敬意。我说如果连这个愿望你们都不能同意，那么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未免太残酷了。

我接着说，斯诺夫人那样的高龄，这次好不容易来到中国，你们见都不让我见一面，难道就这样惧怕这次会面吗？

该官员并没有别的话要说，只是重复着所谓的上级决定。

这时已经11点多了。我和我先生都很着急，因为我答应11点在校门口等候斯诺夫人的，如果我们不能按时去迎候她，这不等于失约吗？斯诺夫人并不知道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如果她在校门口见不到我，会怎么想呢？我觉得安全部门这样对
待一位外国朋友实在太过分。于是我对该官员说，你们这样对待一位几十年来的老朋友，这样的翻脸不认人，难道就不考虑国家的形象？

我要他立即向他的上级反映我们的要求。

该官员答应向上请示，但要我们留在家里。为了稳住我们，他闪烁其词地对我们说，斯诺夫人会有友好机构负责接待，你们可以放心。说完，他出门打电话去了。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拖延策略，他想用拖延时间的方式阻止这次会见。

半个多小时后，该官员回到我们住所，告诉我们他已经负责任地、原原本本地把我们的要求向他的领导汇报了，但领导的答复还是不能见。

这时已经快12点了，看来预定的会见已经不可能了；但我仍然希望这件事不要就此划上句号。最后我向该官员表示：我们将坚持会见的要求，一直到斯诺夫人离开北京。

3，这个世界竟变得如此悖理和冷酷

中午，我先生给苏冰娴女士去电话，询问她离开我们家时便衣警察有没有找她的麻烦。我们这才知道，苏离开我们家后，恰巧在学校东大门遇到了斯诺夫人一行。她详细地向我们描述了斯诺夫人在校门口被阻、她怎样帮助交涉而最后还是没有能进入学校大门的整个过程（有关详情，请见苏冰娴：《我见到了斯诺夫人》一文）。

听苏的描述我们非常气愤，但同时也觉得，斯诺夫人这次来访不能同我见面，却见到了苏，这也许能稍稍弥补她的一个缺憾，因为苏也是一位“六四”死难者的母亲。

下午，斯诺夫人的女儿通过翻译从瑞士给我来电话，同样告诉了我们她母亲及苏冰娴女士在人民大学校门口遭到阻拦的情况。她还告诉我，她母亲决定下周二（4月4日）返回瑞士，在离京前还要再作努力，争取与我见上一面，直到最后一刻。

我在电话里也把发生在我家里的一切告诉了对方，并作了同样的表示，但我预感到这次会见已难以实现了。

北京的4月，虽已春归大地，暖意融融，但我却感到脚下的土地正急速地下陷，周围冰封寒彻，一片昏黑。人们很难想象，这个世界竟会变得如此悖理和冷酷。我沮丧极了。

我觉得，一个人活着，会遇到各种各样难以忍受的事情，最不能忍受的，莫过于亲人的生离死别，此外大概就是友情的被阻隔了，尤其当这种友情纯粹出于双方的心灵渴求时。古人用咫尺天涯来形容朋友相见之难，即所谓“咫尺天涯远，易去难相见”。我和斯诺夫人仅一墙之隔，却难得见面，这不正是古人所云咫尺天涯吗！

在万般无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向媒体发出了一个公开声明，以表达我对政府当局这种不人道行为的愤怒与谴责。

我在声明中说：“政府当局这样来对待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一位中国人民老朋友的私人访问，是有失礼貌的，也是违反人之常情的。……如果连这样一种人类感情的交流也要被剥夺，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也实在太残酷了。

“一位外国母亲出于美好的情谊会见一位中国母亲，这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说，都是应该保护的自由和权利。中国政府刚刚宣布今天是我国历史上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但想不到竟在这最好的时期发生了这种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这不仅有损国家的形象和信誉，而且也是中国人民的耻辱。”

声明最后说：“我希望政府当局改变态度，对斯诺夫人以礼相待，并立即作出弥补，以实现斯诺夫人的愿望。”

但是，这对一个不讲理的政府来说，又能有什么用呢？

晚8点，我怀着沮丧和歉疚的心情拨通了斯诺夫人所住宾馆房间的电话，第一次同她本人用英语通了话。在通话中，我们都对眼下发生的事情深表遗憾，但同时都表示不放弃作最后的努力。

我对她说：因为我被警察阻拦在家里，不能去迎接您，我很抱歉。我已知道我的一位朋友见到了您，这使我稍稍得到了安慰。苏女士的儿子也是在“六四”事件中被杀害的，她是我的好朋友。我很高兴她能见到您……我盼望目前的状况在最后的时刻能有所变化。我将一直等待到最后一刻。

斯诺夫人的话我不能全听懂，但我听到她激动地说：我的上帝啊！丁子霖，我终于听到您的声音了。我很遗憾没有能见到您，我女儿已经告诉了您所遇到的一切。我很抱歉给您和您的朋友带来的麻烦。我也正在努力申请与您见面，就象您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不说话，不做什么，只在沉默中握握手，拥抱一下。我不会放弃我的努力的。

最后，斯诺夫人用安慰的口气对我说：您不要伤心，我爱您，世界上很多人都爱您，都关心您，支持您所做的一切……。

我抱着话筒久久不忍放下，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4，让我在儿子灵前静静地歇息一会吧

4月2日晚，我和我先生为亡儿作了清明节祭奠。我为儿子点上了一炷香，默默地坐在他的灵前。我思量着这些天来发生的事情，觉得自己活得实在太沉重、太艰难，作为一个母亲，我已疲惫不堪，难以支撑下去了。我想在儿子灵前大哭一场，却哭不出来。我想，就让我一个人在儿子身旁静静地歇息一会吧。

但我又接到了北京市安全局打来的电话，说半小时后来我家里谈话。我几乎麻木了，已经不再有愤怒；我只有一个念头：就让一切要来的都来吧！

我等待着，头脑里一片空白。

来人看样子是一个更高一级的负责官员，是由先前那位官员陪同来的。

这次谈话从晚7点半至11点，共进行了3个半小时，与其说是一次谈话，毋宁说是一场精神折磨。

来人一开口就表示，这次绝对不能见斯诺夫人，这个决定不能改变。接着他说，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有外部势力的插手。

也许是怕我听不懂他的话，他特地作了解释：你们难属群体的事情现在不仅与一些境外组织有关，而且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有很多人插手，情况极其复杂。他颐亲⒁馑档哪侵炙礁丛拥那榭觥?p> 其实，解读这位官员的话并不难，那无非是说：现在“六四”难属的事情已经被国际反华势力所利用，我们难属群体已成为反华势力的工具。而这次他作为负责官员来找我们是出于善意的提醒。我明白他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不听劝告，将会有严重后果。

我当即表示：有什么背景我无从调查，也不想知道。我只从事难属的救助事务。我早已声明：我们从事的人道救助纯属非政治的人道性质，我们接受捐款，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一旦发现附有条件，立即拒绝。这是我们的原则，这些年来我们从未放弃过这个原则。至于你们怎么想那是你们的事，与我无关。

谈到海外捐款问题，该官员明确表示，他们作为国家安全部门，绝对不允许捐款进入国内。他说根据他掌握的情报，那些提供捐款的人和组织在外面做了不少让政府不高兴的事情。关于斯诺夫人的这次来访，他再一次重申，境外有人利用这件事做文章，为了国家的安全，他们有责任加以制止。

我不知道海外的一些人道捐款，以及这次斯诺夫人的来访，是怎么被人用来做文章的，又怎么危害了国家安全。但我已不想就这些事情同他们纠缠了；要说的话我都说过了，我很清楚，他们是不会相信我的。

那位负责人又把话题转到了苏冰娴女士昨天在人民大学校门口与斯诺夫人见面并接受采访的事。他说苏在现场用英语接受了境外记者的采访，她的英语说得很流利。然后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苏怎么这样巧正好在现场？

我们这才明白，这次谈话的主旨，是要调查苏冰娴女士。

于是我先生接过话头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苏当时在校门口，是我们预先计划好的？

对方：是这个意思。

事情涉及到了苏冰娴女士，我不能再保持沉默。

我对那位官员说：如果你这样认为，那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纯粹是碰巧。苏女士知道我们很快就要回无锡了，特地从郊区农村赶回来的。斯诺夫人要来看望我，她是从收音机里知道的。我不想把她牵连进去，很快劝她走了。至于她在校门口碰上斯诺夫人，我是事后才知道的。这点你们可以去查对你们的电话监听记录，我想你们要知道事情的真相并不难。至于苏冰娴会不会讲英语，讲得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是中央编译局的德语翻译。我一人的事，由我一人承担，你们没有必要扯上她。她在校门口见到了斯诺夫人，她并没有错，她是公民，你们没有权力干预她与斯诺夫人的接触。

我意识到警方有可能找苏冰娴女士的麻烦，特地向该官员提出，希望他们不要为难苏。我说我的事与她无关。但没有想到，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中午，他们竟暴力绑架了苏冰娴女士，而当我上前交涉时，竟有便衣警察出言不逊，辱骂我为“拿美圆的汉奸卖国贼”（有关详情，请见苏冰娴：《我见到了斯诺夫人》一文）。现在我终于明白，原来我在他们的工作档案里，竟是他们的一个“专政对象”！他们的那种谦卑，那种所谓的善意，原来统统是十足的虚伪。

苏冰娴女士被抓走后，我通过海外媒体发出了一份公开信。我强烈抗议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对苏女士非法绑架，我谴责安全局负责人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的暴行。我要求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立即出面制止这种蔑视人权的恶劣行为，查办有关人员，并确保此类非法行为不再发生。

有好几位难属闻讯先后来到我家里，他（她）们都很气愤，一起在抗议书上签了名。

斯诺夫人通过外国记者知道了苏被绑架的消息，给我打来了电话，她非常着急。我不愿给她留下太多的不快和遗憾，劝她尽快离开中国这块地方。我向她表示，我将改变去南方的计划，留在北京营救苏女士，一直到苏获释。

晚上，斯诺夫人又多次通过记者与我联系，询问苏的情况。

12小时过去了，苏没有回家。我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4月4日中午12点多，也就是斯诺夫人步入登机大厅的那一刻，北京安全局在拘押了苏冰娴女士24小时后释放了她，并且把她送到了我的家里。我稍稍松了一口气。但当我看到她那极度疲惫的样子，却止不住一阵心酸。我无法用语言安慰她，只是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他们为什么不来抓我呢？

5，尾声

苏女士回家了，斯诺夫人也离境了，事情也似乎有了一个结局。当天的傍晚，我和我先生登上了南去的列车，离开了北京这块伤心之地。一路上我神情迷惘，觉得眼前的景物是那样的陌生，一切都恍如隔世。

到南方后，我从收音机里得知，斯诺夫人在离境前，为营救苏冰娴女士，曾作过很多努力；她甚至表示，如果中国当局不释放苏冰娴女士，她将考虑把斯诺先生的墓迁出中国境内。

多好的一位母亲啊！

我要感谢她，更要为她祝福，祝福她终于离开了当年她和埃德加·斯诺先生曾经深爱过的这片土地。而我将永远记住，在斯诺先生去世28年后的今天，当他的夫人——路易丝·惠勒·斯诺告别先生的墓地离开中国这块土地时，留给她的竟是无尽的感伤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