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无为盛产棉花，在往日棉花购价走高的时期，农民们种十几亩地，仅能落得个温饱，少有盈余。杨显虎十几年前借钱盖了一进两间的砖房，至今没还清债务。而今年籽棉在当地已跌价到了240元／100公斤，老杨说：“我们全都大蚀了老本。”

去年，老杨的棉田里遭了虫灾，一亩地只收上来100斤籽棉，只卖得180元钱，今年，虽说每亩收上来400斤籽棉，也只能卖得480块钱，而水、药、肥的成本是一亩地300元, 还得上交170元的任务。

这里的农民几年来遭遇种种折腾，底子蚀得精光——“可哪怕是灾年，上面还逼着交任务，还说灾年丰收不减产。”农民交不上钱来怎么办呢——“20多人到你家里去，打人，逼着要，逼不出来就用铐子把人带走，关起来打，搬家里的米、彩电、冰箱。”一方面中部地区农民大多数信息闭塞，缺乏经营思路，种田非但无法收益而且一年比一年亏本。而乡村干部工作方法粗暴，滥用暴力手段，使农民有家不敢回。另一方面，去大城市打工，虽说十分辛苦，而且地位低，但工资收入可以略有保障，所遭遇的不法现象相对来说较能忍受。因此，如杨显虎这样的农民，年近半百也只能忍痛背井离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