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均头脑清醒，逃离中共统治区，终功成名就。 1951年，李景均进入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任教。匹兹堡大学成立于1787年，是美国历史上第十悠久的大学。 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植物学家和遗传学家瓦维诺夫（Nikolai Vavilov），1940年因反对「米丘林学说」被捕入狱，最终因营养不良死在狱中。 1939年秋，陈寅恪举家避难香港。1942年返回大陆，文革期间陈寅恪惨遭迫害致死。 【人民报消息】李景均，1912年出生于天津富商之家。其父是经营出口贸易的「桐油大王」李锐，是位基督徒。高中时，李景均被送入英国传教士办的天津英中学院。大学时，李景均进入美国传教士办的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后，李景均赴美国常春藤名校康奈尔大学，主修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 1941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李景均决定带着新婚的美籍华裔妻子克拉拉（Clara Lem）回国。经由香港时，恰逢日军进攻香港，不久英军宣告投降，日军占领了香港。他们夫妻被困在香港近两个月。由于只带了旅行支票而无人肯给他们兑现，身无分文的夫妻两人，天天处于极度饥饿之中。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困境，李景均说：「如果你处于极度饥饿时，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你不能思考，就像一具行尸走肉。」 后来，在朋友帮助下，他们换上农民的服装，从九龙步行绕过日寇驻地，到达广东惠阳，终于奔回了战火纷飞的祖国。第二年，李景均出生于日军空袭中的第一个儿子，患痢疾而夭折在他的怀里。当时交通不便，生活不顺，即使这样，李景均对未来仍充满信心，那时，留在国内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也都认为，中国，必将是一个「自由的中国」。 辗转在数所大学教书的李景均，1946年出任了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成为北大当时最年轻的系主任，那时他才34岁。1948年，李景均的英文版《群体遗传学导论》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这是世界第一本群体遗传学的大学教科书，将近半个世纪，它都是该领域最权威之作。 1949年，中共篡政后，照搬苏联模式实行教育改革，建立了许多专业性大专院校。北大、清华、华北大学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仿照苏联，农业大学也展开了「米丘林路线」运动，提倡苏联农艺学家李森科的遗传学，认为李森科的遗传学是「辩证唯物的」， 而近代摩尔根遗传学，则被认为是「反动的唯心论」、「形而上学」，是要被打倒的。 当时担任北京农大党总支书记的乐天宇，是长期从事地下党工作「老革命」、毛泽东中学时代的密友。乐天宇在农大讲演介绍「米丘林学说」，批判旧遗传学。在农学系全体师生大会上，李景均公开指出乐天宇的讲演「不科学」、有「错误」，这种批评触怒了乐天宇。不久，华大农学院的《农讯》载文批判了李景均的《群体遗传学》，称之为「荒谬」。 不久，李景均被迫辞去系主任之职。他主讲的《遗传学》、《田间设计》和《生物统计》三门课程被停止，因为这些课程是「资产阶级的」、「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服务的」、「唯心的」、「反动的」的「伪科学」。 有人造谣说，李景均曾骂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说它是「赤色帝国主义」；李景均的美籍华人太太几次去美国大使馆办事，也被称为「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很快，李景均被扣上了「亲美反苏」的政治帽子。 一个纯学术问题，被扣上政治帽子，不听苏联专家的话，就是「反苏」，这是李景均不能容忍的，面对人身攻击，李景均认识到，自己这种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快就会面临「思想改造」，而且，「即使有极大的耐心，我的同事们和我也不可能在中国把遗传学从灭亡中拯救出来。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声明忠于李森科学说，否则只有离开。」 李景均没想到，当年他放弃在美国的安逸回到祖国，待到所谓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他竟被诬蔑为敌人，他感到「一腔热情，报国无门」。那时也有朋友劝他公开认错，李景均拒绝了，最后他决定离国出走。 1940 年，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瓦维诺夫，就因反对「米丘林学说」被捕入狱，他被指控为英国间谍，证据是他曾在英国留学。有消息说，瓦维诺夫被捕是因为企图逃离苏联。瓦维诺夫最终因营养不良死在狱中。现在无法推测李景均当时是否知道此事，但他的确非常清楚自己此行的危险。 临行前那天深夜，李景均悄悄敲开邻居、好友林传光教授的门，告知了自己的计划。林传光夫妇吓得目瞪口呆，后来他们劝李景均三思而行，万一逃往国外不成被抓，后果不堪设想，然李景均去意已决。 第二天，李景均一家分乘两辆三轮车，由北大宿舍直奔前门火车站。出校门时，他请门卫将一封信转交校委会主任乐天宇和副主任俞大绂，信中称：自己「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 到达火车站时，俞大绂与陈延熙等教授冒着春寒前来送行，他们彼此握手，「挥泪拜别」，共事多年的好友，从此天涯永隔。 在上海待了两天后，李景均一家坐火车去广州。1950年3月12日，李景均怀抱4岁的女儿，与克拉拉一起走过深圳罗湖桥，踏入了与中共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英租地。 那时，香港还是个自由世界。而他，没有任何身分和护照。 ●一个美国人的营救 虽然李景均逃走前，把北京家里的米缸加满了米，营造去上海看望母亲、短暂旅游的假象。然而他离沪几天后，中共还是搜查了他的家，没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就派人在他家驻守了几天。 李景均出走后，北农大全校师生开大会，连续几天批判李景均的「反动言行」，他的出走被定为「叛国」。此事震动了中共高层，毛泽东两次批示，提出「必须撤查农大领导，并作适当处理」，乐天宇被撤销了校务委员会主任之职，并调离了农大。 到香港后，李景均致函同事陈延熙，说自己被迫出国，「学无所用，逼上梁山」。他写信给在美国的朋友，告知摩尔根遗传学在中国大陆的困境，并求助谋职，「如果我有可能在你熟知的任何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我将乐于为其效劳」，此信被转给了《遗传杂志》。该期刊不久刊登了此信，标题是「遗传学在中国死亡」。 美国科学家穆勒。 1948年得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保罗．赫尔曼．穆勒（Paul HermannMüller），当时是该期刊的编委之一，他曾在在苏联工作，苏联意识形态对科学的粗暴干预，对科学家的迫害及人身摧残，穆勒都耳闻目睹。所以李景均的遭遇，使这位素未谋面的美国人竭尽全力营救他。 穆勒和美国其他一些遗传学家与美国国务院及美驻香港总领馆的官员，就李景均的签证进行了大量通信，穆勒写信介绍说： 美国遗传学家们普遍认为，李博士所着的《群体遗传学》是一部最好的英文著作。该书非常有助于培养在这一重要而晦涩领域里工作的青年科学家。 李博士虽年轻，但我认为，他是中国遗传学界的领军人物，面对艰难困境，他拥有捍卫在遗传学领域继续研究的勇气。我知道他是唯一一位拒绝在压力下放弃自己原则的中国遗传学家。我们十分期望能救援他，以彰显我们西方科学家坚持科学自由的原则，及对他英勇地挑战极权政府之行为的赞赏。 穆勒还为李景均一家递交了经济担保书，最终帮助李景均取得了签证。1951年5月，滞留香港14个月后，李景均一家终于离开香港到达了美国。 ● 不立于危墙之下 君子防祸于先，不立危墙之下，李景均以远见和智慧躲过了其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李景均逃离大陆两年后，中共篡政以来第一次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开始了。1952年6月至9月，中共把中华民国时期效仿英、美的高校体系，改造成苏式的体系。知识分子被要求「向苏联学习」，「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 自1952年秋季开始，所有正统的遗传学课程全部停授，相关研究停止，摩尔根遗传学研究在中国死亡了。 对「知识分子改造」不合作的陈寅恪先生，1953年拒绝接受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之职，他说，「……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所学……因此我提出以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文革中，这位已经双目失明、卧床不起的「反动教员」，衣服上盖满了大字报，「革命者」将高音喇叭绑到了他的床头，用批判的录音刺激他，最后陈寅恪惨死于红卫兵的折磨之下。 同样被「逼上梁山」「叛逃」的，还有傅雷之子傅聪。傅雷被打成右派时，傅聪正在波兰，后来傅聪说：「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同时挨整。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愿这样做。」因波兰是华约国家，所以，傅聪就去了英国。傅聪的「叛逃」，加重了傅雷的罪名，文革中傅雷夫妇双双自缢。 ●「这辈子是不准备回国了」 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 右图为美国遗传学家托马斯．亨特．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1866年-1945年），被誉为现代遗传学之父。 当知识分子在中国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时，受聘于美国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的李景均，却如鱼得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任教期间，李景均被视为该校公共卫生学院的创始人，担任该校生物统计系主任，他被称为遗传学界的领军人物，任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美国科学发展协会委员会委员、美国控制遗传舞蹈病国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62年，李景均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98年，李景均荣获美国人类遗传学会颁发的杰出教育奖。 在国内被称为「伪科学」的《群体遗传学导论》，修改后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誉为「发挥的决定性影响达20年之久，全世界整整一代遗传学家都得益于该书」。 当年对李景均的种种诬陷，中共至今都未予以纠正。1996年，李景均写信给朋友：「我个人觉得我应该得到平反，今年不平反，明年不平反，但终有一日要平反的，这是无可避免的。」 1998年，在美国遗传学会的访谈中，李景均说：「把科学和政治区分开来，这是最低要求。这句话听上去容易，做起来却并没那么容易……」 从踏入香港的那一刻起，李景均就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大陆。 上世纪90年代，很多当年离开中国的人纷纷回国探亲。有人问李景均是否想回去看看，李景均坚定地回答：这辈子是不准备回国了。2003年10月20日，91岁的李景均逝世于美国。△ （转自新纪元周刊 第656期，略改动）
打印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