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扫荡中国大陆，有传说在比邻香港的广州五星级宾馆，子夜时分都能收看到香港电视节目中的三级片。有人趁出差的机会，躲在宾馆的被窝里痴痴等待，结果一直等到东方出现鱼白，也没看到传说中的毛片。原来资本主义的骄奢淫逸并不如想像中的那么猖狂，这是后话。

对西方，我们很长时间一直处在被夸张的描述和被扭曲的历史理解中，以致于一直把浴血抗战的恩人和同盟者美国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把情同手足生活在民主世界中的骨肉同胞视为等待阳光普照和阶级解放的准囚徒。那些高举普世价值摧毁独裁者的正义之战，被人丑化为美国对伊拉克石油和矿产的觊觎。而双子星大楼的轰然倒塌被人视作英雄主义的一首凯歌。我们不断地错怪美国，不断地妖魔化美国和西方，我们无法平心静气地看待西方以及生活在西方世界中的人们。因为我们不能敞开自己的心怀，这是由于以往屈辱的历史留下的痕迹太深，一种天然的挨打感，一直盘旋在头脑的上方，挥之不去。无论是善意的批评还是严苛的指责，一律把他视作别有用心的挑衅。人的神经高度脆弱，乃至彻底被扭曲，打造了独具一格的近似癫狂的民族主义情绪。令人沮丧的是，这种情绪已经弥散到海外，并成为专制政权利用海外代理人用以麻□民众的摇头丸。

在中国人近60年的记忆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无时不想“毁我长城”，西方政客更是虎视眈眈企图改变中国的颜色，他们任何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决议意见，几乎全部被歪曲成为敌视中国反对中国的证据。同样，在海外只要出现和北京声音不尽相同的观点，立即就被有心人士称作对全体海外华人的“羞辱”。

一旦提高到“辱华”的高度，也就将其归入了另外一个阵营，等待他的是“人民抗议的汪洋大海”。在加拿大，哈珀、麦凯、肯尼以及最近声明有“外国渗透”的情报局长法登都遭遇过相同的对待。其实，这些人都是对中国人民怀有良好情感的，他们表达的也是只是对专制政权的一种厌恶和愤懑，从来没有拿华人说事，可是一群有心人士却千方百计每次都把这些人妖魔化为影响加中关系的麻烦制造者。

比如，前外长麦凯的 1000个间谍说，其实可以理解成为1000个“线人”、“耳目”，主要是搜集经济信息和技术情报者，远非严格意义上的“间谍”，可是社区人士不依不饶，非要把它描绘得活龙活现，并非要政府公开间谍资料不可。再比如这次法登所说的“渗透”，也基本没有提到间谍问题，而且重点言明是外国势力，可是温哥华的一些省市华裔政客硬是把它归入华人是“间谍”之说，有些人还故意将法登所指的“外国”偷换成“中国”，以激起民愤。

妖魔化西方因为鲜有西方人士同声谴责变得越来越司空见怪，利用民主的制度诋毁民主也是一些人经常演练的伎俩。近年来随着大陆民族主义的不断泛滥，以及资本市场的不断扩大，一些华裔政客和社区侨领越来越把他当做“招牌菜谱”，只要西方政府或者政客对北京稍有反骨，就会立即被称之为“辱华”。旋即煽起华人的怒火和口水把其淹没，如果对方不道歉、不服输、不嘴软，那就给他戴上一顶反华的帽子，叫他不得翻身。比如眼下的这个法登，再这么下去，退休之后如果因私要去中国旅行，就整点资料叫他以“有移民倾向”为由给予拒签，也让他尝尝“中国”铁拳的滋味。

海外的一些热衷妖魔化西方的中国人，其实也是专制体制的受害者，他们生活在西方，却对西方有着刻骨的偏见，他们总是觉得西方是要加害自己的，他们需要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他们迷失了自己，也找错了寻找安全的方向，他们是一群有被专制情结的特殊人士，他们无法理解西方政府坚持普世价值所释放出的善意，他们尽管无所顾忌地在西方世界里为集权制度变相兜售破烂，但在效果上却压缩了华裔在所在国生活的空间，这也应验了中国那句“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和“害人者终害己”的古训。

英国作家吉卜林曾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遇。有道是，自由是自由，专制是专制，两者水火不容。妖魔化西方最终必定妖魔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