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建政后，张爱玲抱着观望的态度留在了上海。中共自然忘不了将这位上海滩著名的作家“收归旗下”。1950年七八月间，在中共御用文人、上海文化官员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

这两个月的生活，是她和中国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但也是她感到最尴尬和痛苦的一个时期。她所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 “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她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困惑不已。她承认自己写不来“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而且“也不打算尝试”。她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其敏锐的洞察力使她萌生了去意。而不断被视为“文化汉奸”的言论和来自政治方面的威胁，最终促使她决然离开了中国大陆。1952年7 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去了香港，后前往美国。此时，中共政府对于出境审查还不像后来那么严格。

就在张爱玲走后不久，中共在大陆掀起了一个又一个运动。假如张爱玲留在大陆，1957年的“反右运动”肯定逃不过，更遑论后来的文革？假如她留在大陆，以她的傲气，或许亦如傅雷、老舍一般，抱着“ 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会选择自我了断。然而，张爱玲就是张爱玲，她对时局的洞察力让她摆脱了噩运，并以七十四岁的高龄善终。

与张爱玲同时代的另一位民国知名文人、曾任清华、燕京等高校教授、也是钱钟书和季羡林恩师的吴宓，却因对中共缺乏基本的认知，拒绝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和海外大学的多次邀请，而选择留在大陆四川的西南师范学院任教。其结果是虎落平阳任人欺。

1957 年“反右”期间，吴宓因评论简体字的不当与不便被打成了右派。文革时更是因此被批斗、殴打、羞辱，并被下放到了四川梁平县劳动改造。他的三个女儿也和他断绝了关系。在一次批斗中，因他走得慢了，架他的人立时将他推倒，吴宓由此摔断了腿。后来他的一只眼睛也失明了。1974年，他的堂妹到重庆探望生活不能自理的吴宓，发现屋子里根本没什么家具，床上的被褥单薄，布证、棉花票一样也没有，一件蓝布面的棉袄勉强能穿，上面有三十六处缝补。他被接回陕西泾阳老家，当时吴宓所有的积蓄，是枕头下的七分硬币。在老家养病的一年里，每次吃饭，瞎眼断腿的吴宓都要问：“还要请示吗？”

1978年，吴宓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这位著名的老教授不断地低声喊道：“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一个爱国、热诚率真、正直不阿的学者和诗人，就这样在自己深深眷恋的国家中被扼杀。其弟子赵瑞蕻在其去世后，用一百多年前左拉的名言“我控诉！”来为吴宓招魂。吴宓可知，自己的不幸如今在大陆依旧在上演？若地下有知，吴宓究竟会控诉谁呢？

不妨借张爱玲的慧眼给吴宓，给如今同样糊涂的大陆知识份子。看清楚了，就能摆脱噩运。前车之鉴，何曾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