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人的夫人王庆华（左）和作家张朴。

环保人士谭作人被判刑五年的消息传来，我立刻给他夫人王庆华打电话。我想安慰她，可，拿什么来安慰？面对着依然拒绝文明的野蛮政权，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连我自己也已厌倦，郁积在胸的，惟有愤怒，惟有无奈。

谭作人何罪之有？

从表面上看，中共当局指控的罪名，是谭作人把纪念六四的文章，拿到境外发表。年年在海外发表类似文章的大陆人，不在少数，有谁因一篇文章被判刑的？任何一个关注此案的人，都不难发现，惩罚谭作人的真实原因，在于他的行动得罪了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让政府脸面无光。

一个称作彭州石化的工程，正建在成都平原上，巨量的污染物，包括含苯的强致癌物，将要排入大气、河流。为了使成都能多些干净的河水，能少点肮脏的空气，谭作人奋笔疾书，要求彭州石化迁址。那些从工程中分到好处的利益集团，能不着急害怕？

四川大地震夺走了上万学生的生命，其中大部份死于倒塌的豆腐渣校舍之下。谭作人先后23次进入震区调查，发现这些校舍垮塌的原因，在于官商层层侵夺工程款，造成建筑偷工减料。谭作人要替死去的孩子们讨还公道，呼吁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从承包商到官员到政府，一损俱损，能不惊慌恐惧？

谭作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注定了：在监狱里度过漫长岁月，忍受与妻子与女儿分离的煎熬！

从话筒那端传来王庆华的声音，多么熟悉，好像就在跟前说话。猛然，我有了想哭的冲动，仿佛我的愤怒和无奈，只能靠泪水来表达。

（二）

我第一次见到王庆华，是在谭作人的庭审之后。我们约在一间茶楼里。我以为会遇到一个伤心绝望的女人，当她出现时，令我意外：庆华显得很平静，仪表大气，举止从容。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她眼神里的那丝笑意，后来我发现，无论是在沉默，在悲痛，在激愤，那丝笑意永不消失。

庭审前，律师曾问她：你现在是什么心情？庆华说：我有一种临战的兴奋。又说：这种感觉很多年没有了。她告诉我，她很好奇，想知道当局凭什么治谭作人的罪。结果呢，她既没看到公诉人出示什么证据，也没听到控辩双方进行任何辩论，不但不准证人出庭，起诉书还漏洞百出。律师刚作出辩护，审判长就打断说：请讲下一个问题。律师说：我还没说完。审判长说：我们已经明白了。这样重复几次，律师急得大叫：为什么不让我说话！辩护人的权利在哪里？

能把你气死！王庆华边说边摇头。庭审后朋友们劝她别难过，她讥嘲说：他们要陷害一个人，竟然连点像样的理由都不准备好，真丢人呵！我问她：你就没跟谭作人说句话？顿时，王庆华的神情黯淡下来。她说：我跟女儿坐在第一排，作人进来时，看到我们，笑着打招呼。当审判长宣布把作人带出去时，我拉着女儿，边喊边扑了过去。一群警察冲过来把我们挡住，作人被拉走了，我都没来得及看清楚他的表情。

我叹了口气问：后来呢？

大哭了一场。 庆华把头转向窗外，轻声说：我这辈子还没这样哭过。我已经有一百三十八天没见到作人了，我就想抱抱他。

（三）

我去了他们的家，位于川大校园一栋老宿舍楼里。客厅兼作谭作人的工作室，沙发是20年前的旧货，书桌由几块木板拼成。十多年来，谭作人就在这个简陋的环境里，写下众多的策划书、建议书、意见书、调查报告。从“西部大开发四川环保十大建议”，到“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独立调查”，到“成都市天府旅游广场方案”；从“反对柏条河水电工程”，到“彭州石化工程公民建议书”，到“5·12地震死难学生调查报告”。为了四川生态环境的良好，为了成都发展的健康，为了家乡人民的幸福未来，为了替遇难的孩子伸张正义，谭作人殚精竭虑，呕尽心血。他曾对庆华说：真的怕很快老了，才智掏空了，不能为社会进步做的更多，要抓紧干。

那些前来抄家的警察们，可曾对比过自己的舒适住宅，可曾反省过自己的所作所为？脸上会没一丝的愧色，心头会没一丝的感动？

就是在这个家，我第一次得知：近些年来谭作人没有固定收入，全靠庆华支撑着他的事业，挑起家里的大梁。

她有一份退休金，加上打工，收入不多，没钱就少用。庆华说她这人原本一辈子不想工作，但现在必须干，作人才能安心做事。她的生活可以很简单：馒头、锅魁，就能对付一顿。虽然是银行家的后代，从小生活优裕，庆华称自己能上能下，不怕过穷日子，不图虚荣。她求的是真爱，在乎的是人，不是男方挣钱多少。

作为男人，谭作人经常因不能养家而痛苦，有次他冲动地说：我要你的钱，不如去死！庆华着急了，说我的钱，也是你的呀！人这一辈子，能干自己想干的事，已经不容易了。不要东想西想，我就是你的后盾。为了不刺伤谭作人的自尊心，每次给钱，庆华尽量选择合适的方式，比如她会说：今天发工资了，我俩把钱分了，你看你需要多少？

作人到地震灾区作调查，庆华经常打电话去，问有没有麻烦，叮嘱他注意安全。忙到春节都不能回家，庆华也从不抱怨。有朋友这样形容：庆华给了作人太多的支持，使他毫无牵挂地走他选择的路。

像所有做妻子的那样，王庆华希望能和谭作人过一个安静的生活，她也不是不清楚谭作人面临着危险。我问她为何还要支持作人？庆华的回答是：我跟作人是一模一样的人，对不公平的社会愤愤不平！

（四）

国保第一次找谭作人“喝茶”，是在他开始反对彭州石化工程时。后来，“喝茶”的次数增多了，一般做妻子的，通常会陷入一种紧张和担惊受怕中，但庆华的斗志依然昂扬。有天谭作人回家后说，他正在策划“和平保城”的公民行动，到天府广场去散步（示威）。他问庆华：你看这事还搞不搞？庆华反问他：只要你觉得做得对，为什么不搞？

我问庆华：难道你不害怕？她微笑作答：在我头上就没有一个怕字。她告诉我，从小她就有秋瑾情结，不怕豁出去。

谭作人一开始认为他是安全的，自信地说：我属于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平台，连接政府和老百姓。他所做的事情，是在帮政府化解一些积怨很深的矛盾。“如果因为地震调查，因为反对彭州石化选址，把我抓进去，这个玩笑可就开大了。”庆华不同意他的看法，提醒他：当局从来不按规矩出牌，你已经得罪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2009年3月9日，当局终于对谭作人下手了。

（五）

那天庆华在深圳出差，接到女儿的电话：家中被盗。回来后一看现场，就知道是国保的杰作：只偷走两个电脑。当局在谭作人的电子信箱里发现了给王丹的信，居然拿这份私人邮件，作为定罪的证据。连庆华养的狗也跟着倒霉，挨了一刀。看来，狗的叫声把偷偷闯入的不速之客们，吓坏了。

正在地震灾区调查的谭作人回家后，立即去见监管他的国保，气愤地说：我干脆跟我老婆离婚，把全家人解脱出来。又尖锐地问：是不是今天捅狗，明天就捅人？狼狈不堪的国保威胁说：你是要端起干（对着干）了？谭作人说：我不是端起干，我是脱了裤子干！

随后，谭作人在网上发出《龙门山，请为北川孩子们作证》一文。庆华问：要抓人了，你还写？谭说：即使提笔就死，也要写出来。3月25日，国保把谭作人叫去，透露说：我们帮不了忙了，上面来人了。

3月26日，谭作人被捕的两天前，全家围坐在饭桌前。庆华对谭说：应该考虑你“进去”的问题了。女儿担忧地问：爸爸会进公安局吗？谭含笑说：不会，不会。女儿睡觉去了，夫妻俩又继续谈。作人说：看来他们打算把我灭了。庆华说：只要想整你，你这一百多斤，就是砧板上的肉。作人说：我有坐牢的准备。庆华说：那我就放心了。作人忽然埋下头去，当他再抬起头时，眼中含泪。他望着庆华说：我对得起天下的人，但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我给你们带来了麻烦。

庆华后来对我说，当时她直想冲著作人喊：你没有罪，没有罪！等话冲出口时，变成了：哪怕判你50年，只要我不死，我也要等着你！

做夫妻相濡以沫17年，如今庆华眼看着自己疼着、爱着的丈夫，就要身陷囹圄，她还能说出什么话，比这番话，更加动地撼天！

（六）

庆华要给我看些东西，我去了她打工的电器商店。她拿出她跟作人的一些来往信件。看守所的高墙，隔不断彼此的牵挂。一句“爱你的”，足见绵绵情意；一声“你好吗”，令人倍感心酸。

望着窗外的雨，庆华在信里写道：我怕雨。雨水多了，说明夏天快到了。夏天到来时，你在哪里？作人在回信中宽慰她，拿坐监调侃，说他发现：牢底是坐不穿的，但屁股会坐起茧。又说：坐牢的好处是，几十年的瞌睡帐也还清了，还略有盈余和储备，岂不快活！作人有时会担心庆华处理不好家中的繁杂事务。庆华就回信开玩笑：你老说我是小聪明大笨蛋，大笨蛋对家里的事还能应付，放一万个心吧。

看守所似乎成了庆华的又一个“家”。虽然不准见面，她仍常去，送点钱，或带些衣服，她要让作人随时感受着关心。女儿也坚持要来，说看不到爸爸，看看地方，拍张照片也好。作人生日那天，庆华带女儿一早赶去，女儿在看守所门前填表，签上自己的名字，从父母过去给的压岁钱里，拿出100元，让看守带给爸爸，当作生日礼物。连续几夜，谭作人因此激动得没能睡觉。

作人被捕后，庆华曾问女儿：假如要你爸爸写悔过书，不写就不释放他，你说该怎么办？女儿的回答是：不当叛徒！在学校里，同学们纷纷对她表示：你爸爸是英雄！庭审那天，迎接她的欢呼声和掌声，震耳欲聋。人群里很多人在哭，有些人过来跟她拥抱。也有人在呼喊：你爸爸很伟大，你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七）

谭作人决定上诉那天，他用戴着手铐的手，为律师写下了这样两段话：人民盼望法治政府，盼望法治国家。

当我们在电话里谈论这件事时，庆华忽然冒出一句话：我也有个盼望。

我问：盼望什么？

她说：盼望新中国的到来。

我握着话筒的手在颤动：中共建国以来，我们看够了它的无法无天，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称之为“巨大”，也不足以形容其程度。人们盼望依法治国，盼望公平正义，已经盼了六十年！统治者隔三岔五，也会高奏一曲法治的赞歌，然而至今仍是：贪赃枉法，迫害无辜，为所欲为，权力至上。就连中共自己颁布的法律，也只是当权者口袋里的玩物，随时可以根据政治需要，变成一纸废话。

法治与专制，势如水火不相容。庆华，你的盼望，不也是中国老百姓的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