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號召大鳴大放時，知識人團結一致地宣泄不滿，而壓力一來，便紛紛反戈一擊，矛頭所向不再是執政黨，而是自己的同類。受迫害者不僅被全社會當作敵人口誅筆伐，而且他們之間也進行瘋狂的相互攻擊，落井下石成爲社會名流之間的慣用手法，有太多的所謂「罪證」都是幾個人、甚至兩個人之間的私人談話，被其中某人揭發出來，就成了罪證，很多右派的帽子是知識人扣在知識人頭上的。這些落井下石的自相殘殺，儘管大都出於被迫無奈，出於自保的本能，但造成的迫害在結果上卻是一樣的。

歷史不能假設，但我還是忍不住自問：如果沒有這樣的相互揭發、背後告密和打小報告，沒有借誣陷他人來洗刷自己，沒有借批判他人來證明自己的革命和效忠，肯定不會有那麼多人在一夜之間都變成敵人，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也許就會有另一番景觀。而且，鳴放時期的言論涉及現實的深度與廣度，遠遠超過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的思想解放時期，右派平反時爲什麼沒有出版一本右派言論集。

批判、檢討和表態是中國千年帝制文化最醜陋的組成部分之一，這種被迫自閹靈魂的醜陋文化，在中共執政後發展到極致：在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的強大壓力下，頻繁的整人運動伴隨著人人過關的表態。在恐懼、欺騙和收買的三重作用下，幸運者可以通過檢討和表態而過關，但是有太多的人的檢討卻成爲其罪證的自供，再掏心再自殘的表態也救不了自己，而只能造成精神殘廢。清代的康熙皇帝，在製造錢名世的《名教罪人》的文字獄時，曾經動員了385名官員表態，聲討同類錢名世。他們的內心並不認爲錢的詩文多麼大逆不道，卻必須表態以示對康熙的忠誠，而皇帝對官員們的表忠心的承認，又是進行當下自保和未來高升的最佳手段。但是，康熙搞一個文字獄，只動員了區區385人加入大批判的行列，那些官員們的批判和表態，也多少還顧及一點點士大夫的顏面，寫得並不那麼露骨。與中共執政後的最小規模的文字獄相比，與當代名流們的刻毒囂張和肆無忌憚相比，已經不是小巫見大巫的差別了，而實在是九牛一毛的懸殊。

全民動員的大批判，必然伴隨著大檢討和大表態，從40年代的延安整風到世紀末的鎮壓法輪功，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就是在由獨裁者發動一次次大批判大檢討大表態中度過的。發動者從來就是有陰謀、有組織、有計劃的，而被整肅者往往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就成爲衆矢之，一下子就亂了方寸，免不了窘態百出，反右時期的社會名流們就是如此。本來是毛澤東號召百家爭鳴，突然就變成毛澤東發動反擊右派分子對黨的猖狂進攻，以至於反右鬥爭已經開始，一些知識分子還沒有反應過來，仍然處在鳴放狀態中，仍然繼續提意見幫助黨整風，揭露官僚主義的弊端。而等到他們看清了局勢，一切皆爲時已晚，他們在鳴放中的言論，已經爲自己準備了充足的罪證。陷於這樣的陰謀之中的人們，怎麼可能不完全亂了方寸。而能夠在這樣的陰謀中一絲不亂、堅定不移的人，方爲人世罕見之俊傑，甚至比在戰爭中陷於敵人埋伏而能保持鎮靜自若的指揮官更傑出。

我熟悉年輕的林昭在反右中的寧死不屈，當時，她只是一個不知名的北大女學生；我也知道馬寅初的拒絕檢討，他當時是北大校長、社會名流。不知名的學生和知名的校長的不同身份，卻由於各自的拒絕檢討而在做人上回歸於同一種高貴：堅守人的尊嚴和捍衛真理的勇氣。我想，肯定還會有不知名的平民在當時堅持過，但是歷史的不公正使他們至今仍然默默無聞，如1957年的西南農業學院有四個學生，皆爲農家子弟，深知農民的悲慘處境，他們用「真理塔」的筆名，寫出了《請黨中央毛主席重新估計農民的革命性》，爲農民的苦難大聲疾呼。而現在，又有幾個人知道他們的名字！他們是爲真理而殉難的名單上的失蹤者！

在極端恐怖和全民動員的年代，林昭式的剛烈、清醒和風骨類似生命的奇蹟。無論是那時還是今天，要求出現很多個林昭和馬寅初，固然既不現實又有強人所難之嫌，但是，即便不能像她那樣公開反抗，做到起碼不誣陷他人，也不算是對人性的太高要求。在這本關於反右的書中，我看到唯一一位堅持自己觀點，在聲討、批判面前不肯低頭的，僅章乃器一人。

還有一些人在反右時是打擊他人的積極分子，80年代卻一變而成爲開明人士、民主人士和持不同政見者（比如千家駒這樣有影響的經濟學家，阮銘這樣後來成爲高級幕僚的政客，再後來又變成了流亡海外的異己分子），當時他們對右派的揭發與批判，其語言之惡毒和態度之激烈，讀之令人髮指。他們後來的轉變與反思毛澤東時代息息相關，無論對他們本人還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當然都是好事。但願這種反思不是隻針對宏觀的大歷史，也有對微觀的個人歷史的反省。如果只有前者而無後者，這種反思就是不徹底的甚至就是不誠實的。

再比如像大右派的代表章伯鈞與羅隆基，民國時代兩個人之間就有個人恩怨，在鳴放中卻走到了一起，而一旦他倆被置於受批判的境地，非但不能在共同的受難中化解恩怨、相互扶持，反而開始相互攻訐，並以兩人長期的個人恩怨爲理由，洗脫反黨集團的罪名。共產黨的邪惡已經讓這些社會名流尊嚴掃地，把他們逼到了最陰暗的人性角落，讓他們用最齷齪的手段相互陷害。這讓我想起批胡風時的情景，幾乎所有著名知識分子全部發言，包括那些在後人的印象中較有良知的名流，如巴金、趙丹、夏衍、曹禺、侯外廬、郭小川等等等等而今天仍然被尊稱爲「敬愛的總理」周恩來，幾乎參加了每一次對其同志的整肅，從高崗到彭德懷再到劉少奇。因爲獨裁者給別人指出的只有非此即彼的選擇：要麼做我的廷杖手打別人，要麼做我的敵人被別人廷杖。

想想看，假如所有鳴放過的人都堅持自己的觀點，或者有捷克知識分子的那種團結──只有5％的人公開向獨裁者效忠，反右能進行下去嗎？再假如，即便公開會議上的鳴放是逃不脫的「罪證」，那麼私下的朋友聊天不被大量向組織揭露，起碼可以縮小迫害的範圍和減輕災難的程度。

這本書，讓人們看到一幅荒謬而可怕的畫面：發動者煽風點火之後，就可以悠然地作壁上觀了，看著被他控制的名流們進行狗咬狗的自相殘殺了。有一些堅決擁護共產黨的左派知識分子，在鳴放時的言論平淡無奇，而反右時批判別人的言論卻尖銳激烈，但是最後也難逃右派這頂帽子，像費孝通、黃藥眠、陶大鏞等人皆如此。我大學畢業時報考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文藝學的研究生，看重的就是導師黃藥眠的六大右派教授的身份，沒想到他這個大右派一向是極左的，他當上一級教授的資本，只有兩篇文章，一篇是批判胡風的，題目叫「約瑟夫的外套」，另一篇是批朱光潛的，叫「食利者的美學」。他在反右開始時也非常積極且兇狠，比如他批判章伯均是不學無術的「流氓知識分子。」

不過，八十年代，我讀他研究生，在反自由化運動中，黃先生頂著教委的壓力保護過我。另一位在當時也保護過我的童慶炳老師，在六四過後受到了我很深的牽連，童老師不僅被撤了北師大研究生院院長的職務，原定高升到國家教委的機會也被取消，而且博導資格也拖了幾年才得到。整他的人皆是教研室中業務水平最差的一羣，還有教委和學校領導層中想繼續向上爬的人。

改革開放後，民主黨派中能夠坐高位的，大都是在反右中的積極分子，即便當時被冤屈打成右派，其立場也一直是官方的，如王光英、孫起孟、費孝通等，所以中共一旦需要社會名流出來裝璜門面時，他們肯定具有被視爲「諍友」的優先權。回頭看歷史，更清楚了，苦難和荒謬的出現，恰恰是知識界與執政黨的共謀。

上海復旦大學有個教授叫孫大雨，在50年代初肅反時受到了冤屈，56年一開始鳴放，他居然向上級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不僅要爲他平反並給予補償，而且凡是打擊過他的人都應該作爲反革命分子下大獄。他多次向黨組織提出反革命分子的名單，累計達60多人。可想而知，孫大雨爲此付出了遠比肅反捱整更沉重的代價，被他控告爲反革命的60多人中，有16個人聯名向法院和檢察院起訴孫大雨，指控他從「解放以來，處心積慮，多次捏造事實，一再肆意誣指、公開控訴他人爲反革命，陷害成罪。」結果，1958年6月2日他被判六年徒刑，再沒有機會爲自己的蒙怨捱整而復仇了。
孫大雨的命運固然令人同情，但是，如果像孫大雨這樣的人真的在平反後掌權，就會是凡有個人恩怨者一個也不放過。平反了一個人的冤獄，卻同時製造了幾十人的新的冤獄，其後果不堪設想。更有諷刺性的是，孫大雨居然還是一位莎士比亞專家，翻譯過許多名著，講的也是英美文學。難道西方的經典對他的觀念及人格就毫無影響嗎？被迫害者成爲迫害狂，形成迫害的惡性循環，這也是中共發動政治運動的不變特色之一。但願有一天「六四」得到公正的評價之時，不會重蹈歷史的覆轍。

現在流亡美國的阮銘，在1957年時，正值仕途的如日中天，他年輕輕的就是團中央候補委員、清華大學團委書記，他發表於《人民日報》的批判錢偉長的文章，指控錢的罪名之一居然是「宣揚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他號召人們提高警惕，防止右派們對青年一代的思想腐蝕，決不允許右派們把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變成「資產階級的金童玉女！」由於阮銘的積極態度，他在反右的早期還受到了右派分子的反擊，他們貼出大字報，要求撤銷阮銘的團委書記職務。真不知道他現在對自己當年的作爲是否有所反省。

文革後期，曾有一首順口溜在民間悄悄流傳，準確地概括了中共執政後的整人史：「挖不完的敵人，清不完的隊；做不完的檢討，請不完的罪。」而對整人文化的覺悟，被夏衍後來的一首打油詩絕妙地概括出來：「聞道人需整，如今盡整人。試看整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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