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时事的读者，一定还会记得三年前的３月，刚刚当选为共和国总理的朱镕基面对中外记者庄严宣誓：“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那以后的两年间，朱镕基总理这句深情、真诚、掷地有声的话深深地感动着全国人民。
在另外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又深情地说：“回想当年，中国是何等的贫穷，但是，我们还是喊出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并且为此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救亡的歌曲，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每逢唱这些救亡歌曲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就充满了要为祖国慷慨赴死的豪情。”
这时，全场的人们都看到他眼里的泪光。全中国人的心，都在和他的心一起怦然跳。
出身贫苦的共和国第五任总理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朱镕基诞生在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堂坡，这里山清水秀，泉水长流。
据朱镕基在湖南老家的亲属介绍，朱家的祖上来自安徽。其后移居湖南长沙县的安沙镇和平村堂坡。这里距离长沙市３０多公里，从朱镕基曾祖父一辈开始，朱家开始小有发达，成了方圆百里内颇有些名望的书香门第。但是到了朱镕基父亲这一辈，家道已经很破落了，在当地仅有数亩薄田。朱镕基的父亲名朱希圣。在朱希圣出生之前，朱镕基的祖父已因病去世。也许是由于受民初“实业救国”的时尚影响，朱希圣看淡功名利禄，对自然科学甚有兴趣。可惜的是，由于自幼体弱多病，到了为学时代，不幸染上了肺病，过早去世。
临终前，朱希圣也只能是费力睁开眼睛，满怀忧虑地望着妻子那日渐隆起的身体长叹不已：今后孤儿寡母的漫长生活道路中会有多少艰难和酸辛?
６２年后，朱镕基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川沙县为３９对新婚夫妇主持了婚礼。当他在祝辞中说道“我预祝你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的时候，不由得怀念起自己那可怜的母亲和从没有见过面的父亲，回想起自己那孤苦的童年生活。
回到住处后，当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早点休息时，他感慨地说：“看到这些年轻人高兴的样子，我想到了好多过去的事情，我这个当市长的从小没享过福，就因为这个，我要尽我的努力，让上海人民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更好。”
朱镕基生不逢时，童年时代的湖南，民不聊生，灾难频频。当时正是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处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也许，这个苦命孩子命中注定要吃比常人更多的苦。令他刻骨铭心的是在那悲惨的岁月里由于劳累过度，贫病交加的母亲终于抗拒不过命运的折磨，在朱镕基不满１０岁的时候，因病撒手尘寰，把朱镕基孤零零一个人留在世上。母亲出殡的那天，朱镕基撕心裂肺的哭喊，深深地震撼了乡亲们的心，许多人也为孤苦的朱镕基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幸有好心的伯父朱学方视朱镕基如己出，毅然承担起抚养朱镕基的责任，但伯父又中年丧妻……。如果说“鳏、寡、孤、独”是人生四大不幸的话，那么朱镕基和他的长辈们的遭遇就占了其中之三。正是这悲惨的家世和因此而给他造成的苦难童年，使得朱镕基少年早熟，并在逆境中渐渐养成了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性格。
朱镕基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拔尖，发展全面，期终考试平均分数常常在９８分以上，朱镕基在高中毕业时写给同学的临别赠言“人生聚散本来无常，偶然聚合便顷刻要分离，虽然遗憾，又何必悲伤，命运难期，何处不能相逢……”朴实无华的寥寥数语中，已明显看出他比同龄人成熟，他那“男儿志在四方”的使命感和“耿耿此心依旧”的人品跃然纸上。
旷世奇才治大国
朱镕基开始在政坛上受到人们的关注始于１９８７年，中共中央决定调他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当时，作为中国最大城市的上海，在南方改革开放飞速发展的状况下，正处在急于“重振雄风”的迫切中。并且作为计划经济重镇长期积累下来的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的弊端以及甲肝流行等天灾人祸，加之刚刚出现的个别企业职工待业在家的现象，令上海市民的情绪颇不稳定，人们自然而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他们未来的父母官。然而，朱镕基一无根基二无背景，如何才能在这座充满矛盾和机遇的大都市得到人民的信任?
１９８８年４月，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上海人要为自己选出新一任上海市长。４月２５日，身着驼色西装、领系黑红相间领带的朱镕基，信心十足地站到了８００多名上海市人民代表面前。他说，如果我当选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市长，我将使上海市政府成为“廉洁、高效率的政府”。一句话，引来全场掌声雷动。
朱镕基顺利当选为上海市市长后，给上海人留下了“直率、严厉”的第一印象。人们在电视上见到朱镕基，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张瘦削又带些冷峻的脸，不苟言笑，显得很精干。及至知其是外地人，又有一种好奇———其实上海市历任领导都不是上海本地人，但不知为什么在朱镕基身上，这一感觉尤为突出。很多上海人都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因为这位新市长的风格看上去和上海人温和求稳的性格相差太远了。朱镕基当时曾有过一段动情的“就职演说”，让很多上海人至今记忆犹新。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是一个孤儿，从小没有父母，我不怕得罪人”。“不怕得罪人”因此成了朱镕基的一个标签。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他铁面无私、不怕得罪人的名声因此在沪上传开。他正党风、治甲肝、兴经济、建立证券市场、规划浦东开发，并在整治交通、清理污染和解决住房困难等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上做出了显著成绩。他正是凭借他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使上海的很多城市设想和规划成为现实。
１９９０年，邓小平来到上海，一住就是２０多天。当外界都以为邓小平这次到上海仅仅是普通的“避冬”时，邓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许多工作。在这２０多天中，他多次与朱镕基谈话，所谈的话题十分广泛，从上海的改革开放到浦东的发展，从国家经济形势到治理整顿的政策，从中国进出口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从工作作风到思想理论……通过这次交谈，邓小平更深入地了解了朱镕基，赞扬他是个“懂经济的人”，并觉得他“有观点、有干劲、有魄力”。
１９９１年４月，在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朱镕基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并于１９９２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国最高领导层。
朱镕基走马上任副总理后，就被人们寄予厚望，委以重任。许多同事开玩笑说朱镕基是“救火队长”。哪里情况紧急，哪里问题棘手，他就赶往哪里解决难题。
朱镕基一上任就遇到积重难返的“三角债”问题，他积极调查研究找出“三角债”的成因，以固定资产投资为突破口，全国统一时间同时注入几百亿资金，层层连环清欠债务，终于将这个令人头疼的“老大难”问题妥善解决了。
以后他又解决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许多难题。如平息股票热、房地产热、工业产品严重积压问题；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年的严重通货膨胀；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１９９４年初推出的金融、税收等五大改革；１９９３年开始厉行“宏观调控”政策等等，均取得了很大成效。朱镕基于１９９６年底很乐观地表示：“全年总的经济形势，我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今天，我可以说已经走上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快车道。”中国的经济发展终于闯过了激流险滩，开始走向顺境。
在整顿金融和房地产业、推行分税制等过程中，有些既得利益者把朱镕基视为“计划经济的守卫者”、“经济集权主义者”。但以天下为己任的朱镕基丝毫不为所动，顶着压力不断前进。１９９６年岁末，朱镕基在北京看话剧《商鞅》，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最后被车裂而死。看到这里，朱镕基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
当时，正值深沪股市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暴涨，朱镕基指出，必须“把游戏规则严密起来”，于是中央政府做了三件事，一是立法；二是立规；三是加强股民风险意识。１２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深沪股市果然全面下跌。此时，股民不理解中央的做法，纷纷责怪朱镕基，甚至说：“现在中国股市，既无‘牛市’，也无‘熊市’，全都是‘猪(朱)市’。”面对这种“骂人不带脏字”的指责，朱镕基心中当然不会好过，他解释道，本来想完全干预，但考虑升得越多、跌得越低。我们想，晚跌不如早跌。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过，关注中国事务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新任总理朱镕基及其内阁成员身上。朱镕基虽非受命于危难之时，但其面临的形势却相当严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闯雷区。
在这个“地雷阵”中，没有人知道有多少颗“地雷”以及它们埋在什么地方。我们所知的，是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８颗“地雷”，这就是“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一个确保：确保１９９８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８％，物价涨幅小于３％，人民币不贬值。三个到位：用３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３年时间里改革金融系统，实现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五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资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
同时，朱镕基总理郑重表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朱镕基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寻找一条高效益、高质量、低消耗的经济增长之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腾飞都在呼唤着科教兴国。
朱镕基常常将一句古人的名言挂在口头：“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求我能，而求我公。”出任共和国总理后，朱镕基更是深信，他的“无往而不胜的政府”首先必须是一个高效廉洁有权威的政府。人们注意到，朱镕基的新内阁，高学历的技术专家占多数。总理、四个副总理和五个国务委员，全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其中不少出于名校。这一届内阁成员不仅知识结构比以往进一步改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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