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于七月中旬访问莫斯科，预定签署“中俄睦邻友好条”。这是俄中继今年六月十五日将“上海五国”集团改造成“上海合作组织”之后，对外宣示两国紧密合作的另一项重要举动。
中国与俄罗斯加强合作，形式上是一场政治与外交示威，内里却标志出全球战略格局的转换，亚洲地缘政治板块的重构，俄罗斯国家战略方向的调整，同时的还透露出中俄两国短期关系与长期关系的矛盾。
背景
中俄关系是亚洲安全结构的根本关系之一，同时牵动整个世界权力结构的平衡。一九五○年代，苏联与中国缔结同盟，美国以北约与日美安保同盟相对抗。一九六○年代，苏中大分裂，中国同时与美苏敌对，美苏展开低汤与和平共存。一九七○年代至一九八○年代中期，尼克森的战略纲领主导了大叁角的互动，美国在此一互动中取得主导权，美中与美俄关系的和缓与亲密远胜于俄中关系。这样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一九九○年代初期。当时，俄罗斯仍以美国作为最重要的伙伴，中国对美采取“韬光养晦”的守势策略，而俄中关系，则处于低调平复的状态。
然而，一九九○中期前后，戏剧性变化出现。一九九叁年至九五年，俄中关系从低汤到“伙伴”。其中，俄对中转向及对美之敌意，源自俄罗斯接受美国协助之改革的失败，尤其是经济改革的失败。俄罗斯引进“美国模式”之改革的破产，使“中国模式”受到更多的青睐。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俄经济的持续困境，使其对中军售显得很重要。
俄中关系的改变，在一九九四年九月莫斯科高峰会已告出现。该次俄中联合声明说，双方是“建设性伙伴关系”，共同“反霸权、权力政治、以及敌对性政治军事经济集团的建立”。一九九五年五月俄中高峰会，江泽民宣布俄中“已决定建立与发展战略上迈向廿一世纪的建设性俄中伙伴关系”。自此以后，“战略伙伴关系”的公式便成为双方关系的表述。
在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八年间，进入强化俄中“战略伙伴”的阶段。其中，一九九六年四月上海高峰会，建立了中国、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与塔吉克等国组成的“上海五国”（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ｉｖｅ）集团，这是尼克森总统一九七○年代访问北京以来，美俄中大叁角关系的最大地壳变动－－－－尼克森以来的基本战略格局是：美对俄中的关系紧密于俄中双方，美在大叁角中有主导权与议价权。但上海高峰会与“上海五国”集团的结成，标志这个时代已宣告结束。
一九九九年至二○○○年，俄中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进入江泽民所谓的“发展的新阶段”，并具体地展现在“上海五国”集团的性格转变之上。
亚洲新集体安全体系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集团，起自一九九六年四月五国领袖在上海的聚会。本质上，这个集团是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进行的“战略协作伙伴”，一个中国在形式上尊重俄罗斯在中亚领导权的特殊集团。这一点，从该集团的“四对一” （俄罗斯领导中亚叁国对中国）谈判模式，即可清楚看出。
“上海五国”集团的性格，初始只是相关各国国界地区的裁军与信心建立措施 （ＣＢＭ）组织。一九九九年叁月北约攻击南斯拉夫 （科索沃战争），五月中国大使馆被炸，夏季中亚伊斯兰武装集团动乱，秋天俄罗斯再度发动车臣战争，再加上新疆维吾尔反抗的逐年升高，使中国与俄罗斯担心国内动乱与国际干涉的连结，从而在中亚更趋积极。二○○○年七月，“上海五国”高峰会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别召开，北京与莫斯科同调，共同增强对中亚诸威权政府的经济援助，并着手强化“上海五国”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情报机能，逐渐将该集团从边境裁军与军事互赖机制，转变成区域集团安全体系。与中国及俄罗斯的国界并未相交的乌兹别克加入这个集团，充分说明这种组织性格的转变。
这个新区域集体安全体系，明显带有反美议程与目标－－－－反对美国的人权立场、飞弹防御计画、美国在亚洲安全议题上的立场（如美国对台政策），以及谋求削弱，乃至最终排除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中俄以分别及合作的方式，积极整合中亚诸国。通过共同打击“宗教激进主义”与“分离主义”－－俄罗斯的车臣、中国的维吾尔、中亚的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 （ＩＭＵ）、以及阿富汗的塔里班（Ｔａｌｉｂａｎ）－－等名义，俄罗斯情报机关在中亚地区取得自由作业权，计画在二○○叁年将进驻中亚的俄军扩增至五万兵力，而中国则自二○○○年四月起，派遣观察团考察独立国协在中亚的联合军事演习，并逐渐强化其与中亚诸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借以协助中亚诸国的专制统治者升高内部镇压，强化威权统治。
此外，俄罗斯还积极邀请印度、伊朗与乌兹别克加入该组织，大义名分则是“伊斯兰威胁”－－－－印度关切喀什米尔问题、乌兹别克镇压内部的穆斯林反抗，而伊朗则关切阿富汗的塔里班，这就是此次乌兹别克加盟的由来。这一发展方向表明，俄中企图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安全架构上，打造一个有别于美国，改由俄罗斯与中国所控制的另一“极”。因此，在安全意义上，这是在亚洲形成新两极均势的第一步，尽管莫斯科与北京在表面上宣称要建构“多极世界”。
进一步，莫斯科企图通过整合伊朗与印度，从而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棋盘上，最终实现俄罗斯前首相普利马可夫（Ｅ．Ｐｒｉｍａｋｏｖ）的俄印中“叁角战略轴心”计划。
整体而言，一九九○年代美俄中大叁角出现大逆转，尤其是俄罗斯总统普丁于二○○○年六月签署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概念”纲领文件，以及上海五国集团转变成区域集体安全体系，使俄中合作具有全球／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战略的大格局意义。
俄罗斯远东与中亚
然而，只要美国仍维持与日本及西欧（尤其是德国）的同盟，梦想中的“叁角战略轴心”，便缺乏挑战美国霸权的真正实力。更何况，“叁角战略轴心”尚未形成，俄中在中亚的合作已出现龃龉。
伴随着俄罗斯对中亚的影响力日渐降低，中国对中亚诸国的经济影响力日增，尤其是中国增强其对中亚诸国的军事与情报合作，业已引起莫斯科的警戒。二○○○年十一月“上海五国”四对一谈判模式改为一对一模式，进一步突显中国影响力的抬头，俄罗斯丧失其在中亚地区的传统霸权的恐惧更甚，因而极力拉拢印度介入中亚事务，谋求在俄中联合对美的形式下，增强对中国在中亚影响力的制衡。
此外，在俄中关切的中亚安全议题上，双方的政策目标存有矛盾。针对中亚的穆斯林反抗，北京的目标是予以解决，避免中亚动乱波及新疆，而莫斯科的真意，与其说是解决，毋宁说是利用，据此合理化其在中亚维持与扩大军事存在的目标。正因如此，俄中两国在巴基斯坦申请加入“上海五国”的议题上，抑或在处理阿富汗塔里班的政策上，都显得极不一致。
除了中亚霸权之争的因素外，中国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以及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也引起莫斯科的警戒。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正日渐超过其与欧俄地区的联系，尤其是中国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大量流入的中国人，更使远东地区日渐沦为中国势力范围的可能性增高。再者，伴随着俄中军事合作与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中国自俄取得的武器与军事科技，越来越先进，如中国目前已着手开发俄制Ｓ－３００飞弹的改良版Ｔ－２０００ 的开发，其射程与精密度都远胜于Ｓ－３００，因而不仅对亚太安全的威胁更为严重，同时也开始具有威胁俄罗斯的潜力。
中俄睦邻友好条约
这种发展情势使莫斯科决定调整其对中国的政策，这具体地反映在俄罗斯之亚洲政策的变化，以及俄中互动的模式之上。二○○○年七月，普丁总统访问中国（北京）、北韩（平壤）、日本（琉球、Ｇ８高峰会），九月上旬专程访问日本（东京），十月 上旬访问印度（德里）、十二月访问蒙古及汶莱（ＡＰＥＣ领袖非正式高峰会），今年叁月又兼程访问南韩（汉城）与越南（河内），显现出俄罗斯对亚洲之外交政策转趋积极的发展趋势。
这些外交作为的目标，除了制造俄罗斯作为大国的形象，推销俄罗斯军火，以及加强俄罗斯在亚洲的存在感之外，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修正叶尔钦时代莫斯科之“中国一边倒”的亚洲政策，添加新的均势法码，用日本来加强对中国的制衡，导正苏联解体后蒙古被迫快速“向中国倾斜”的趋势，重建俄罗斯与蒙古之关系，借以恢复蒙古作为俄中缓冲国的地位，另对南北韩则改采等距离外交，借以减轻中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存在感与压力，并在中亚积极导入印度与伊朗的合作。简言之，开始对中国实施区域性多极均衡的既联合又制衡政策。
此外，在双边互动上，截至一九九九年为止，中俄双边关系的强化，主导权由北京掌控。二○○○年俄罗斯普丁新政权成立后，主导权开始出现滑向莫斯科的倾向，尤其是主导双边的军事合作。去年十一月，俄罗斯总理卡夏诺夫 （Ｋａｓｙａｎｏｖ）访问北京，主动提议两国在今年缔结防卫条约，并提出两国十五年军事合作计画。该计画分为叁阶段。第一阶段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俄对中国输出总值１５０亿美元的武器与军事科技。第二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０）：中俄缔结执照契约，自行生产俄制武器，并着手推动研发新军事科技的中俄共同开发计画。第叁阶段（２０１１－２０１５）：中俄两国在军事与科学合作领域上成为全方位的伙伴，两国的共同军事演习开始常态化。
对中国而言，俄方的提案过于极端，尤其是防卫条约的名称，极易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戒而带来严重的外交后果，因而否决了防卫条约的要求，改而建议缔结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进而排定在此次江泽民访俄时正式签署。
结语：短期伙伴，长期对手
从俄罗斯对中国的政策调整可以看出，尽管现阶段俄罗斯仍维持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但莫斯科对北京的警戒感正逐步加深。从二○○○年起，俄罗斯总参谋部开始恢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作战规划，规模从边界纷争到全面大战，范围甚广。至一九八○年代末期为止，这些作战计画每年更新，但至一九九○年代大部分束之高阁，而现在则规定每年更新为总参谋部的优先事项，再次确认俄罗斯对中国的警戒感越来越强。
这种警戒感使普丁总统及其侧近开始推动一套新的对中国政策：此即：短中程而言，利用中国销售武器，借此取得俄罗斯从事军事研究与开发所需的资金；而在长期上，则是加强与中国周边国（日本、北韩、蒙古、越南、印度、中亚诸国等）的关系，借此整备包围中国所需的“大同盟”，借以牵制中国的影响力。
俄罗斯是否有足够的实力整备牵制中国的“大同盟”，仍有疑问。但鉴于俄罗斯的将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莫斯科是否具有操作中国的能力，“短期伙伴，长期对手”的政策构想，势将成为未来莫斯科对北京政策的主要基调。提防盟友的新赛局，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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