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有强大的正规军，有充斥全国各角落的警察作后盾，领导人稳坐江山，能按自己的理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以“三年自然灾害”来说，全国饿死的人达2-4千万。河南出现几千个无人村，山东发生父母易子而食的惨剧，照中国历史的惯例，这时正是群雄四起，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时代。但当时的中国却风平浪静，没有出现民暴现象。如果生活在焦裕禄管理的地方，农民还可以外出逃荒，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公社里安静地等死。

这说明，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是个超级稳定的社会，但是，实际的中国却又有非常不稳定的一面，半个世纪以来，每隔一段时间，老百姓稍微能吃饱肚子，稍有点自由的时候，就出现整人的运动，一直要搞得天翻地覆才罢休。

怎么搞的，是谁胆敢扰乱社会？

这点，领导者最清楚，就是他们自己。一个个的运动，反右派，大跃进等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等，没有一件不是他们自己发动的，把好好的一个国家搞得鸡犬不宁。原因是，在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不管是反对中共的还是不反对中共甚至拥护中共的，统统被消灭，共产党成为中国的唯一政治力量，能操纵中国社会是稳定还是动荡。

所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人民进攻，是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唯一因素。就像个大鱼塘，老百姓就是鱼，捕鱼时，池塘就不稳定。

这次反法轮功导致的社会不稳定，也是他们主动向法轮功学员进攻的结果。

法轮功学员做好人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从社会的角度看，只有对现实利益看得淡薄的人才会去练法轮功（当然，这里说的是大多数情况）。这种人憨厚、本分，绝不会在政治上去闯一番天地，更不会试图推翻现政府、改变国家的性质。这也就是为什么法轮功的成员大部分是退休人员（特别是女性），开始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疾病，他们活得并不容易，练功后身心得到提高，只希望太太平平过日子，做个好人不跟别人争争斗斗。

这种人怎么能被人煽动成为政治工具呢？就是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也都会是逍遥派，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不会看他们一眼，因为他们不会被某派用现实的利益所鼓动去反对另一派，成为政治争斗的牺牲品。应该说这种不伤害别人的好人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这几年，中国政府骂法轮功是邪教，但当国际社会了解法轮功以后，很快就接纳并支持法轮功。现在，在四十多个国家里有法轮功的修炼者，练功学员与当地社会和谐相处，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只有在中国，法轮功学员为了争取练功自由，就引起国家的不安定呢？因为政府中少数当权者几年来一直在伺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公开镇压，罪名在中南海事件前之前就内定了！

破坏党的政策，一定导致动乱

向法轮功进攻，是从破坏党的方针和政策开始的。

原来，以何祚庥为首的反对邓小平、胡耀邦提出的对气功的三不政策，特别是不批评的方针，从98年开始，他接二连三写文章批评法轮功，对法轮功说三道四，在这种情况下，法轮功学员只好利用政府不允许在新闻媒体上对气功进行公开批评的政策，到这些刊物的信访部门去交涉，并指出公开这类文章会引起群众的对立、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历史往往在领导者的一念间被决定。江泽民在这场对峙的最后关头表态，支持何祚庥等极左派，这样，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本来维护党的三不政策应该受到表扬，而破坏三不政策的人应该批评并受到处理（98年处理过一批），可是现在，政府把三不政策放到一边，反而诬称维护三不方针的法轮功学员是围攻新闻单位，是闹事，而破坏党的方针政策的人成了反法轮功的英雄。

一场文化大革命式的上纲上线的运动，99年7月20日终于公开出台了！

但是，政府错误估计了形势。原以为法轮功学员老实好弄，会像三年自然灾害的农民，围着集体食堂静静地等死，或者像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打死前还高呼“毛主席万岁”，所以下令“尽快解决法轮功”。可是他们通过炼法轮功才去掉了多年的病根，婆媳搞好了关系，浪子回头戒赌戒毒，什么力量能抗拒这事实呢？他们纷纷以上访形式进行申诉，于是麻烦来了。

中国政府一错再错，直把学员逼到了天安门广场。中国本来就有上访申诉的政策（法令），但政府对法轮功学员关闭一切申诉渠道：凡能上访申诉的地方都进驻公安人员，拘留一切申诉学员（包括外国的法轮功学员）。这样学员在申诉无门的情况下，来到天安门向世人陈述法轮功的真相。

有人责备他们给政府找麻烦，但如果政府不先制造麻烦，哪里会有后来的麻烦呢？人们想过没有，当一个人一脚踏入天安门广场平和地做一个法轮功动作，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她)将失去一切乃至生命！

这样残暴的政府应该继续维持下去吗？这样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应该被镇压吗？

如果你漠然置之，那么麻烦就找到了你的头上，现在全国都在过筛子，这和全国人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助纣为虐的态度没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