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说到：“否定之否定并不一定达到肯定”，真是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洞察。

哲学家说：历史即现实，现实即历史。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历史之螺旋式的重复确实令人惊讶。

最近中美之间关于人权问题的唇枪舌战与上世纪卅年代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德国总理希特勒的隔洋论战皆有异曲同工之妙。说异曲同工并不在罗斯福与小布什方面。当年罗斯福广播讲话，并未要求民众倾听，内容也不过摆事实，声援受到种族灭绝威胁的德国籍犹太人及受迫害的德国人民。而希特勒的反驳演说却受到德国几乎全体民众的狂热欢呼。连希特勒答复罗斯福每一发问，发出的低沉的怪腔怪味的答字也引起一片掌声与喝采。这种全民一个声音，全国跟着一个人走终于引发人类灾难的可怕局面，今日又重现在大陆中国，为压倒美国领头的国际人权呼吁，成吨的百万签名布匹启运往联合国，其实江泽民若发动十亿人签名支持某种运动也非难事，因为全国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听从一种声音，只能看到一种报导，拒绝签名就等于告发自己是与政府对立的X教徒，而每个公民包括官员与教授的生命财产权即人身家庭性命都被捏在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专政的手心，过去连刘少奇、彭德怀这样的大人物都不能例外。留学于前苏联的江泽民和希特勒都高举科学的旗帜实行“科学包装的专政。”正如列宁说：“专政的科学涵义是不受法律约束的直接以暴力为基础的政权。我们从未放弃过使用恐怖手段。”

西方舆论与人权专家一再被瞒哄去搞人权对话，只因为不懂法律层面上的官样文章只是为与世界接轨，而政府与公安部门真正执行的是党的政策，党的政策不是国家法律，但高高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大陆立法、司法、执法者可以把违法视同等闲，不当一回事，但绝不能违反党的政策，当法律与党的政策，发生矛盾一律抛弃法律，执行政策。党的原则口号是：“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加强法制”，前一句制约、领导后一句，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

比如党的计划生育政策，超生的孕妇被捉，即使不久分娩一律人工流产，决不手软，若超生在医院分娩，则再也见不到亲生骨肉，医护人员没人敢透露溺婴真情。对于逃避他乡的夫妇断水、断电甚至封屋拆房，甚至非法拘禁超生者父母、兄弟姐妹等家人、残酷折磨。在法律上大陆明文保护私人住宅，财产不受侵犯，但因违反党的计划生育政策而被侵犯房屋、财产、法院一律不受理。

再如贩卖死囚器官，参与其事的饪埔缴妓担骸罢馐枪拿孛埽彩欠袢系拿孛堋！痹谥泄也坏叫砜傻姆伞５还嵴兆鑫尬蟆?p>在大陆，法律是立法机关订立的条文，而政策是为领袖即党的利益处理特定事项的规条，俗称红头文件。（即标题为红色铅字，表示绝密）例如大陆没有不准外国人访问大学教授的法律，但斯诺夫人专程来华访问“六·四”被害家属丁子霖女教授，就是进不了人民大学的铁门。斯诺夫人愤而要求将斯诺先生骨灰迁出中国北大校园，这是死者家属的权利，也拗不过红头文件，这是领袖的意志。中共特工敢违人权、法律、但绝不敢违红头文件，放斯诺夫人进入人民大学，尽管其它中外师生可以自由出入。
再如大陆宪法上有宗教自由，但依据红头文件：“整治非法宗教运动”，至去年圣诞节前后掀起高潮。中国浙江省温州市一地从十一月四日开始就有三千多个教堂、庙宇一半被折毁或一半被查封（二０００年十二月廿八日香港人权信息中心消息）。

世界日报去年8月24日报导河南方城教会有130名基督徒遭逮捕，包括三名美藉人士囚在西华县看守所。报导说方城教会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家庭教会，拥有50万信徒，是被北京列为邪教并明令查禁的至少14个基督教派之一，就象另外十多个宗教团体一样，因为跟海外基督教团体保持关系，拒绝加入政府控制的教会而受北京当局查禁。
据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透露：其中85人将判刑。除此八月廿三日被抓的130人外，八月二日31名基督徒在湖北省广水市余店乡某村聚会被广水市公安局抓捕，其中黄国贞、孟刚等四人将判劳教。八月十日河南省虞城县何光明、孟庆礼、师新华等12名“中华福音团”基督徒在聚会时被捕；八月廿四日山西省河津市傅平、吴孟柯等七名基督徒被捕。

被驱逐出境的三名美国基督徒屈光慈、兰文蓓、林育宣，他们与所有人一样被按在地上拳打脚踢，出境前110美元及4500人民币被没收。这些教派与世界正统基督教派主张一致，没有异教成份，被指为“邪教”的理由只是不参加“三自爱国教会”，与海外教会有联系，及不登记。法律上没根据，但红头文件却有党的三定政策：

A.定点：只许在登记场所活动；
B. 定人：只准宗教事务局指定的人讲道；
C. 定片：1. 传道人只限在工作地点传道，不可跨出；2. 不准向18岁以下人传道；3. 不准为病人祷告；4. 不准家庭教会接待远方人士；5. 不准与国外教会联系。

亦即要么不违背圣经，要么遵从中央红头文件党的三定政策，被江泽民政权允许存在的都是后一类货色，等于放弃信仰，宗教名存而实亡。

再如宪法明文有结社自由，但江泽民定下党的至高无上的政策是“稳定压倒一切”当然也压倒宪法和一切法律。1989年江泽民主政后，筹组的中华进步同盟、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国自由工会、中国民主党、中国人权观察、下岗工人权益保障会等组织成员大批被捕。

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四年中，江政权镇压和平宪章运动、中国劳动者联盟、上海人权协会、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等等许多和平结社。

一九九八年起大肆镇压中国民主党、中国自由公民运动、中国人权观察、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国发展联合会等等促进中国政治改革、经济发展、人权自由的对社会有益无害的民间组织、已暴露出江政权的日益法西斯化。

江泽民口称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如今大陆国营企业破产，失业工人三千万以上，救济全由大城市500元到3000元，中小城市如江西省南昌市，每失业者只给80元人民币，合全家一月生活费十美元，东北失业工人连原工厂都被卖掉，无处领钱，大连等大城市失业家庭交不起暖气费、水暖冻爆，连年严冬集体宿舍楼挨冻、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多起全家服毒自杀，中国总理朱先生下令严禁夫妻双双下岗。而中国工人，没有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只能以自杀抗议。如：官方统计，去年全国自杀20万起。去年河北省葫芦岛市两万多下岗工人至铁路上集体卧轨。

河南郑州退休的火车司机薛纪峰等20人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发起成立“郑州工人协会”，薛于十二月廿七日被捕，却关进了河南省新乡市精神病院第二附属医院第七科，强迫服食对神经系统有极大副作用药物，同与病室三名真正神经患者同住，连睡觉也被搔扰。

请看该工会宣言，毫无违法之处。
一、为失业工人的基本生活保障谋取权益；
二、为在岗工人工资受拖欠、克扣、退休工人退休金不予发给而谋取权益；
三、保护国营企业国有资产不再大量流失（即官商色勾结，廉价转让或变相私有）；
四、制止聘用童工、保护伤残工人利益，维护工人应有尊严。

宣言表示“宪法”规定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故工人有责任联合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名正言顺，合乎法律，但违反党的政策。

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纽约二０００年七月十日报导：关押在湖南省第一监狱的工人运动领袖张善光，被狱方载着脚镣强迫劳动，他先前在劳动改造时饱受迫害，患严重肺病，多次吐血，这次二度囚狱，又患眩晕症，经常感觉天旋地转而跌倒，当局不但不予治疗反而派往干活最重的第五监区，强迫他每天晨七点就干繁重劳动，直到深夜十一点，长达十六小时，身体无法承受，狱警就以他不老实服刑为由，给他载上脚镣强迫劳动，干不动就毒打、体罚、张善光目前病疴沉重。

英国《泰晤士报》前东亚编辑梅兆赞(Jonathan Mirsky)去年12月29日文章说：四十七岁的曹茂兵是江苏省阜宁县国营丝绸厂工人，为抗议厂内腐败风气，遭遣散工人亦拿不到应得的长俸和津贴，并感到中国官方工会没有维护他们的权益，于是自己组织工会，曹是该厂工人领袖，多次受到警告，终被关进江苏监城第四精神病院，受到这种苏维埃式惩罚。

国际劳工组织2000年2月发表文章《国际劳工组织与中国》指出：作为联合国成员和常任理事国、国际劳工组织的重要成员，中国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际劳工组织的态度，它们的行为，长期与国际劳工组织的章程、基本原则和成立宗旨完全背离。中国宪法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毫不掩饰地排除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独立性。在其它相关法律中更明确地禁止其它工会的成立。

近年来，中国政府制定、修改了“劳动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几乎没有一条是受到尊重得到实现的。以工资问题谈判为例，工人没有权利组织自己的工会，没有权利选举自己的代表，集体谈判如何可能？

中国劳工没有自己的独立工会，不能形成集体的力量。面对雇主与腐败官员的勾结，面对政府控制的报刊舆论，中国劳工只是单独的不能发出自己声音的个体，社会力量的对比，失去了起码的平衡，这是任何法规不能实行的根本原因。中国政府制定的法律越来越多，同时中国劳工的状况越来越恶化。面对国际方面的压力，中国政府将制定和对外公布法律变成一种抵制国际压力，对外为自己镇压工人运动、推脱自己责任的手段。这些法律实际上不能执行，对它来说，完全不重要。

中国严禁劳工组织自己独立的工会，将数量众多的合法要求组织独立工会的工人投入监狱，这是众所周知的。更卑劣的是，它将作为政府工具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工人已有了自己工会的事实来宣传。使工人不仅对这一政府工具，而且对一般工人组织形式也失失去信心。从而改变中国劳工的工会意识和观念，要使国际工人运动两个世纪的斗争所形成的工人自我意识在中国消失。

对中国政府镇压政策的姑息、容忍，不仅只是对中国劳工伤害这一道德问题，而且危害国际劳资力量对比平衡，危害国际劳工组织实现其原则和劳动标准的能力这一政治问题。

这篇文章看到了江政权所制定法律的装璜门面对抗国际舆论的作用，却不知道其所以然，中国真正执行的是红头文件－－党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