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文革”中，“先生”、“女士”、“小姐”、“太太”那就是资产阶级成员的标签。谁要被冠以这其中的一个“称号”，那么，他（她）的政治生命就到此完结了，肉体生命即使不死也只能苟延残喘。翻开“文革”时的报刊，看看当时的无产阶级究竟都把什么人冠之以这类“头衔”，好奇的话，再追踪一下这些人的下场。如此，你就会发现，那些被中共意识形态熏陶过的词汇，都是在运动中被有着这类“称号”的人的血逐一洗礼过的。

当然，在这里，你千万别钻牛角尖：为什么叫这个“（邓）大姐”、那个“（蔡）大姐”行，叫“小姐”就不行；为什么叫“老太太”行，叫“太太”却反而不行……别忘了，共产意识形态的逻辑就是破除一切既定逻辑，其“政治正确”的道理就在于蔑视一切通行的道理。

当下中国大陆正如火如荼开展的运动，也有了某些“政治正确”的端倪，其影响所及，自然也在日常用语中首先体现出来。

“深入揭批法轮功”以来，北京人挂在嘴边上的一个称呼受到了“牵连”，这就是北京人尊称他人的名词──“师傅”。说“牵连”，是因为法轮功称的“师父”与北京人称的“师傅”本非一回事。但是，由于发音相同，实际使用中又无法分清，所以，“师傅”一词，在北京人的称呼中开始销声匿迹。或许，这是“政治正确”的威力所致？

以往北京人无论称呼什么人都以“师傅”冠之，即使是敬爱的江总书记，也被相当多的北京人私下亲切地称之为“江师傅”。至于以“江师傅”为核心的常委里，那个木匠出身的人，则是地地道道的“李师傅”。比较起来，北京人的“师傅”一词，比“江师傅”重要思想流传的范围还要广。

如今，因为“李师父”，北京人的“师傅”算是叫到了头──在口语里，有必要作一点绕口令式的蛇足之释：此所谓“李师父”，当然不是木匠李师傅，而是法轮功李师父。虽然大多数北京人不大留心共产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规则，但是，作为百年古都的市民，避讳还是懂的。所以，现在，你如果再到北京，尤其是到天安门广场去“朝圣”，千万记住，不要称别人“师傅”，免得给自己带来尴尬，给别人带来轻则拳脚、重则劳教。总之，“师傅”成了北京人的新避讳。

对北京人而言，不称“师傅”，可能有点别扭。的确，“师傅”是中性词，也几乎没有年龄的限制，因此称呼起来比较方便。但是，称不称“师傅”，对革命事业却无甚损害。毕竟，在“师傅”之外，还有“总书记”、“总经理”、“总裁”、“董事长”、“CEO”……不怕遭人白眼，叫一声“同志”也差强人意。此外，还有解禁的“先生”、“女士”、“小姐”、“太太”等等既体现年龄又凸显性别的称呼。况且，“师傅”这一称号也并非没有弱点──木匠李师傅能教人木匠活，书记江师傅能给人灌输重要思想……街头相遇，萍水相逢，你就随随便便称一个人为“师傅”，这个“师傅”能教你什么呢？

除了“师傅”，还有一个词也几乎成了邪恶的代名词，这就是“圆满”。深入揭批法轮功的革命大批判檄文告诫人们：“圆满”就是死亡，追求“圆满”就是追求死亡；“圆满”就是欺骗，宣扬“圆满”就是公开行骗；“圆满”就是走火入魔，实现“圆满”就是自我毁灭……自焚者点燃的熊熊烈火，又成就了一个“政治正确”的避讳词语。

相形之下，把“圆满”一词列入“政治正确”的避讳范围，则可能对革命事业不无影响。远的不说，就说正在举行的“两会”，到底还要不要追求“圆满”呢？要知道，以往中共举行的所有会议可都是在实现了“圆满”之后才结束的！不信？看看中共的报刊，从“八大”到“十五大”，从一届人大到九届人大，哪次会议不是在“圆满成功”声中落下帷幕？

如果按照揭批法轮功的“政治正确”原则，中共果真放弃追求“圆满”，那么，其所举行的任何会议当然还会照例都取得成功，只不过这种“成功”是没有“圆满”的成功，是有所缺失、有所损益的成功。若此，这种“政治正确”不更弦易辙的话，那么，日后的中共“十六大”，也将必定只能取得一个没有“圆满”的“成功”。

不过，如果中共只是矢志不让别人“圆满”，而自己却千方百计地追求“圆满”，甚至不惜以破坏别人“圆满”来实现自己的“圆满”，把自己的“圆满”建立在别人“不圆满”之上，那么，中共能否成功地实现自己的“圆满”就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或者是没有成功的“圆满”，或者是没有“圆满”的成功，这就是中共此次“揭批”运动的结局。

转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