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事件之后，在全球经济一片衰退中，中国大陆经济一枝独秀，其广袤的市场成为西方金融资本的热点，凸显出重要的地位。有鉴于此，胡锦涛在已经访问的俄罗斯和英国，都获得国家元首级的礼遇，西方媒体也明确以“中国未来领导人”、“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和“江泽民的继承人”来形容胡锦涛。

　众所周知，九一一事件后，全球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北京安排胡锦涛担负事件后第一次重大的国际外交活动，显然有政治象征意义和外交实际意义的双重考量。从政治象征意义来说，北京希望胡锦涛的出访向海内外传递一个重要资讯：中共的权力转移是和平与顺利的，北京的政局将十分稳定，中共第四代领导核心在政策路线和战略思考上会“萧规曹随”，改革开放的延续没有问题。在面临加入世贸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及贫富差距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关键时刻，向国内外展示“持续稳定”牌，自然有助于维持“中国概念”的优化形象。

　为了突出胡锦涛出访的政治象征意义，北京在同时期没有安排任何其他重要领袖的出访。从外交实际意义来说，虽然中美关系因反恐而大幅“改善”，但是，北京依然不愿意“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布希一个篮子里”，而要制衡美国，必须稳固中俄同盟，拉拢欧洲。布希总统在上海与普亭秘密会谈，公然希望俄国为主要针对中国大陆的飞弹防御系统的部署让路，中南海相当不悦。因此，在上海峰会后让胡锦涛去莫斯科“固桩”，加强中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果不其然，胡锦涛与普亭会谈，重申七二年反弹道飞弹条约仍是国际战略稳定基石，拆了美国的“墙脚”。同样，在反恐议题上，北京也藉胡锦涛访英法德西，制约美国的单边主义，强调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和国际间的平等合作，并为中欧长期经贸关系发展再作铺垫。这个主基调在胡锦涛与英相布莱尔的会谈中充分体现出来。可见，北京在外交策略上采用的是其拿手的多边外交和大国外交方式。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中南海虽然刻意通过胡锦涛访欧传递其成为下届中共核心的资讯，但这并不表明中共围绕著权力交替的角斗已经平息，胡锦涛已经可以在未来掌握最高实权。事实上，尽管江泽民在上海峰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表明其退休问题将按国家法制办事，但是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江愿意交出军委主席职位；同样，尽管江的“大管家”曾庆红在前些日子的中央全会上没有扶正进入政治局，但是他担任中央总书记的机会依然相当浓厚。正是基于这种微妙的中共内部形势，胡锦涛的访欧虽然有突出的时刻和突出的意图这样的背景，但对胡锦涛本身来说却是机会与危机并存。所以，中共这次外交出击出现了高调出访低调表现的特殊现象。在中共政坛一贯谨言慎行的胡锦涛在访问过程中维持不嚣张不出错的原则，在中俄、中欧关系及反恐等政治议题上扮演中共集体意志，尤其是江泽民传话者的角色，同时向欧洲工商界推销大陆市场，鼓励留学生回国参加现代化建设。与江泽民与朱镕基的出访不同，胡锦涛还刻意避免西方媒体的访谈，使国际社会期望对他个人风格和立场一探究竟的目标落空。

　从根本上说，胡锦涛这次访欧是中共精心安排的一场国际秀，在其访问过程中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政策宣示；同时，因著胡锦涛的个人性格，他也不会有当年他的团派前辈胡耀邦总书记访问伦敦时语出惊人的表现。说穿了，在胡锦涛真正稳固坐上中共第一把手的宝座前，国际社会无法窥得他的“庐山真面目”。

原载《世界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