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五月廿八日下午，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带了几位东北同乡到曼哈顿中城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所有的公寓去拜见他们景仰的乡长张学良叙乡情，在东北老乡的心目中，张学良不仅是乡长，也是重要历史人物。原因是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动了举世瞩目、影响中国半个多世纪历史的“西安事变”。

与张学良见面的东北老乡中最受注意的应该是刚从中国大陆出来不久的两位中国名记者刘宾雁、曹长青，另外还有纽约当地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我因与徐松林会长交情不错，虽非东北人，也获邀陪同刘宾雁、曹长青去谒见张学良。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当然希望有机会见见这个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听听他对“西安事变”的说法。因为过去半个世纪来，对“西安事变”与张学良这个人有太多的揣测之词，当然也有不少谣言与流言，假如在谒见他时听他亲自解说，这岂不就是历史学家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口述历史”？

当我们按约定时间抵达张学良临时寓所，他的夫人──赵四小姐不在，只有他一个人坐在餐厅圆桌一隅，经过简短介绍，张学良逐一与到访者握手，然后大家围圆桌坐下。张学良一开始就问每一个人的家乡地名，当问我的时候，我正想说我是广东人，徐松林会长看了我一眼，深怕我说出新闻记者的身份影响张学良叙乡情的兴趣，于是我随便说了一个地名──“黑龙江”。

我之所以说黑龙江，是因为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定期汇钱寄粮包去黑龙江宝清县一个农场，给在那里接受劳改的妹妹，因此对黑龙江这个地方十分熟悉。张学良听我说了地名，颇有疑虑，再追问：“黑龙江什么地方？”我立即很自然地说出宝清县，然后加上一句：“那是北大荒，靠近中苏边界”，这时张学良才释去疑虑。后来猜想可能我的口音露出破绽。

张学良那年是九十岁，但毫无老态，他耳聪目明，反映灵敏，一开始他就说耳朵不太好，请大家说话大声一点，后来我发现，当大家所说的话题不敏感，他都听得一清二楚，如果话题敏感他不想回答，就说听不清楚，请提问者再说一次，或者顾左而言他。

刘宾雁坐在张学良的左侧，曹长青坐在张学良的右侧，徐松林会长一开始就问张学良：“有没有回去家乡看看的念头？”

张学良说，他非常想念家乡，而家乡的人也不止一次出来劝他回去，但是此刻他不会回去，因为牵扯的关系太多不方便。

刘宾雁与曹长青两人立即说：“那些来劝你回去的人都是中共派来统战你的，你千万不要被他们统战回去，那就中了中共的诡计。”

张学良回应刘、曹两人的劝告说：“我不会回去，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想被政治左右，更不想被别人利用。”

张学良承认，中共方面派过不少人来看他，并劝他回去看看，他知道中共的目的，由于他对“政争”没有兴趣，所以避免被人利用。

刘宾雁说：从前他在中国大陆做记者，的确很希望张学良回去，但现在他改变想法，不希望张学良被中共利用。张学良立即表示，他完全同意刘宾雁的说法。

谈到中共统战，我立即追问张学良：“假如时光倒流，你已知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几十年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的浩劫灾难，你是不是还会反对蒋老总统的‘安内攘外’政策去发动‘西安事变’，强迫老蒋与中共合作抗日？”

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还是不能同意蒋先生当时‘安内攘外’政策！”

我再问：“为什么？”

“很简单，”张学良说：“那时候的中共组织严密、纪律井然、军力强大，岂易瓦解歼灭，我的东北军两个精锐师与中共对阵，结果兵败被杀，中共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逃亡（中共称长征）仍然保持实力，毫无垮亡的迹象，这样善战的中共军，既不能消灭他，就只有跟他合作一同抗日！”我对张的回答反感，疾言厉声说：“你难道不知道抗日战争胜利导致中共坐大，打下江山，使中国人被整死逾亿，锦绣河山变得一片落后破败，这种祸患远远超过日本鬼子侵略我们中国！”

张学良摇摇头说：“我不同意把日本鬼子与中共政权比，他们的做法不相同。”

“怎么不同？”我说：“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政治斗争不绝，残民运动不断，中国人如非死于人祸就是死于天灾，六O年代的大饥荒，三年就饿死四千五百万人，这种浩劫灾难，你难道不知道？”

张学良很注意听我的话，但却轻描淡写地说：“你说的话我都听过，家乡来的人也曾经告诉我。”

我告诉张学良：“假如你留在中国大陆不去台湾，很可能在文革浩劫中丧生！”

张学良说：“那不一定！”

我说：“你的弟弟张学思不就是在文革浩劫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这件事你知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你？”

张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张学思与他的好友吕正操在一起，后来吕正操来美国与我见面，告诉我整件事的经过。当然张学思比较激动暴躁，跟斗争他的红卫兵干了起来，结果被红卫兵打死。吕正操比较温和，所以保住了性命，这只能怪张学思自己不好！”

张学良的谈话避免对中共在政治上的表现批评，他动不动就说他不谈政治，对政治没有兴趣，甚至他弟弟惨死他也只归罪于红卫兵，他不指责毛，相反吹捧周恩来，形容他是“大政治家”，是“大功臣”、“能屈能伸”、“说话简洁”、“反应快速”，是他最难忘的“老朋友”，因此周死后，他一直与周的“爱人”邓颖超保持联络，互相通信。

经常以“大丈夫”自许方张学良，当谈到中共政权在大陆种种倒行逆施，他如非沉默无言就是婉转辩解，被迫问太紧，他立即以“不谈政治”回应，既闪烁又忌讳，毫无大丈夫敢言的气概。

笔者向他说到中共在大陆上展开的种种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并把自己家人亲友遭遇作佐证，但张学良一律不予置评，也不搭腔。

当时我告诉张学良：“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统计，中共从夺权成功统治大陆的一九四九年起到一九五七年，死在‘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的中国人有五千七百万人，加上后来的六O年代大饥荒、六七年的文化大革命，有逾亿中国人非正常死在中共的苛政下。”

张学良沉思片刻说：“一个新政权建立总要杀一些人的，这没有什么奇怪！”

我说：“在夺权战争中有人牺牲，那不奇怪，问题是中共已有效统治中国大陆四十多年，为什么还关起门来杀害自己同胞，别的不说，仅在八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天安门广场屠杀，全世界的人都在电视上看见，不知张先生有没有看电视？知不知道此事？”

张学良回答说，他没有看电视，只知道有此消息，但详情不太清楚！于是在座诸人纷纷向他描述六四屠城经过。张学良认真听讲，但不置一词。

我有点气愤问张学良：做人应有良知，应掌握大是大非的分寸，请张先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人才算正确？

张学良冷静地说：你只要做好自己份内事就可以，不必理会别人做什么事，不惹麻烦就可以。

“那么中共滥杀中国人我们也可以视而不见？”我问：“一九四九年底，广州沦共，中共立即逮捕了六位香港派驻广州的记者，经游街示众后枪毙。先父也是新闻记者，如果不是及时逃去香港，也可能被杀，因为中共发出通缉我父亲的布告中，把我父亲形容为反动文人。假如一九四九年我留在大陆应该怎么做？忍辱挨整还是挺身反抗？”

张学良对我的愤怒追问冷静以对，他又说：“你只要在自己位置上，自己岗位上把份内事做好就够了，管别人干什么？”

我对张学良的答复很不满意，本想再加重语气追问，坐在我旁边的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立即以脚碰我向我示意，并以其他问题岔开这个话题，而这时陪同张学良住在寓所内的老部属宁承恩从后面房间出来，对我怒目而视，似乎怨责我不应用那种口气来质问张学良。

我不知道宁承恩是何许人，后来从徐松林口中知道，他一九二四年廿三岁那年得到张学良资助，去英国的牛津大学经济系深造，二八年学成回东北在张家的边业银行做事，后到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任秘书长，受张学良知遇重用，因此一生对张学良忠心耿耿，对蒋介石幽禁张学良半个世纪不满，经常发表挞伐蒋介石的文章（笔者按：宁承恩已于二OOO年二月十五日在美国去世，享年九十八岁又十一个月）。

张学良虽避免谈“西安事变”，但却有问必答说出他对“西安事变”的悔意，他形容那是他对蒋介石的“背叛”，自称“鲁莽操切，胆大妄为”，他在回答问题中，澄清了来自中共及其同路人所制造的谣言及谰言。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东北军未能全力抗击导致东北沦陷，张学良背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但中共所拍的“西安事变”电视剧则说张学良是奉了蒋介石之命不抵抗，从此以后，中共宣传机器与海外亲共史学家则据此丑化蒋介石，并窜改抗日战史，编造蒋介石不抗日，抗日战争是中共打的，日本投降蒋介石则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独享抗战胜利果实。当大陆记者曹长青以此问张学良时，张学良说：“那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与蒋介石无关，我没有接到蒋介石任何不抵抗的命令，东北军不抵抗是我没有认清日本侵略的意图，目的是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争的籍口。”

中共宣传机器与海外亲共历史学者，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迫蒋联共抗日的表现加以表扬，形容他是“民族英雄”，然后借此攻击蒋幽禁张学良几十年，夸大张学良对蒋介石之不满。张学良对此也有相反的说法，他并不感激中共推崇他是“世纪大功臣”，更不同意中共及其同路人对蒋的丑化。

张学良说：我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世纪功臣”或是“千古罪人”，当年我要送蒋介石回南京，蒋周围的人要杀我，是蒋一直保护我。

我问张：假如他不去台湾留在中国大陆，中共会不会把他当作张学思杀掉？会不会活到九十岁？张学良不想回答，但见大家望著他等候他答复，只好硬著头皮说：“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想不至于被整死吧！”

张学良显然不同意中共与同路人对蒋介石的丑化，也不同意他们歪曲蒋介石与他之间的关系，他对被蒋幽禁几暌裁挥性购蕖Ｋ担航壬胨橥侨猓幌蚨运腔け钢粒越ナ朗保偷耐煺市粗骸腹厍兄螅橥侨猓嗾鹑绯瘀拧埂?p>张学良说：失去自由四十年是他应该接受的惩罚，没用什么好怨，当时他陪蒋去南京，是抱著必死的决心。“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张学良！”

说到枪毙，张学良对与他一同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被杀表示痛惜，他说：“那是我一生最痛苦、难过的回忆。”

张学良说：“我一生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我父亲张作霖，一个是蒋介石先生，但他们两个不同。我父亲有雄才无大略，蒋先生有大略无雄才，如果他们携手合作，中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最使我难以接受的是张学良对中共政权的老狐狸周恩来的推崇。。

我向张学良说：“毛共发动的两个残民运动─反右与文革，周是帮凶角色，一般人评价，毛是真小人，周恩来是伪君子，这种人不配称为大政治家。”

张对我的说法不置可否，也不正面回应，只说：“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

张学良自知发动“西安事变”是闯祸，是做错事，他说，那是东北人鲁莽、捅漏子的性格所引起。不过，他也同意，当年大公报王芸生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评价。王芸生在大公报上这样写：“明白的人不用辩，胡涂的人辩什么？”“换了任何人都会这样做！”

这大概是张学良闯祸、捅漏子后，还坚持认为，蒋介石当年的“安内攘外”是不对的理由！

经过三小时的倾谈，张学良的谈兴正浓，估计再说下去“西安事变”的真相可能脱口说出，不料此时门铃响起，宁承恩离座开门，谈话停止，大家注目外望，只见联合报大老板王惕吾的次女王友兰女士为张学良送炖汤来，并奉他父亲之命向张伯伯问好。这时大家才觉察到疲累，结束谈话后起来拍照留念，然后辞别下楼告别这位争议不止的历史老人。（按：王惕吾与王友兰父女均于年前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