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深圳在当时也很有名气，原因首先是大陆与香港仅有的两个陆路口岸都设在这里。６０年代，大陆曾拍摄过《秘密图纸》、《跟踪追击》两部电影，许多人不仅从这两部风靡一时的“反特”片中知道了深圳，而且还知道这里是那些企图颠覆新中国红色政权的敌特们出没的地方，是“反帝前哨”。

　　从５０年代后期开始，深圳先后发生过多起大规模民众集体越境逃港事件。到了１９７７年，逃港已发展成愈演愈烈的趋势，边防部队对此已是防不胜防。据统计，自１９５７年始，２０多年里参加外逃的计有１１９２７４人次，其中逃到香港的达６０１５７人。１９７９年深圳建市，第一任中共市委书记张勋甫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带人去围堵逃港的民众。

　　在当时，大规模集体逃港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广东省的领导在汇报工作时对此自然不能避而不谈。

　　邓小平听了，即刻插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他又说：“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不解其意：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１０天后，邓小平离穗回京，留下这两句谜一般的话。

　　几天后，邓小平在广东视察的照片冲洗出来了，望着这一张张照片，透过那睿智的目光，广东的同志似有所悟。

　　之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赴深圳进行实际调查，当地群众的收入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收入的巨大反差发人深思。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１３４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１３０００元。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全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问题很清楚，“前线”同时也是个“穷线”。吴南生写了情况报告。看了报告，广东的同志对邓小平的话已是深有所悟。

　　再之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重新得到确立，广东的同志终于恍然大悟。（原载：《党史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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