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
丽君编译报导）据《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记者 Meredith Chen 9月8日报导，中国教育界近日再掀英语是否应继续维持“核心主科”地位的争论。知名考研数学教师汤家凤公开主张降低英语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相关言论迅速引发舆论交锋。支持者认为，学生投入英语学习的时间与实际使用需求并不相称；反对者则警告，一旦弱化公立教育体系中的英语教学，真正受到冲击的可能不是有能力负担补习、留学或国际教育资源的富裕家庭，而是主要依靠学校取得外语能力的普通学生。这场看似关乎课时与考试权重的教育之争，也再次触及中国近年民族主义升温、教育公平，以及对外开放与意识形态收紧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
民族主义席卷教育：学英语竟与“崇洋”挂钩
这场英语“降级”之争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只是英语该占多少课时、考试该占多少分，而是一项原本可以从教育成效与学生负担理性讨论的问题，正被赋予愈来愈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汤家凤认为，中国学生、家长及学校在英语上投入过多时间与资源，而多数人毕业后的工作很少使用英语。他因此主张取消英语的“核心主科”地位，并称“英语只是一种工具，会用就行了”，更宣称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历史应该结束”。当降低英语地位与“结束崇洋媚外”被置于同一套论述中，语言教育便不再只是教育政策之争，而开始被套上文化忠诚与民族认同的政治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将英语学习与“崇洋”相连的论述，在中国内部同样遭到反驳。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指出，学习英语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要进步之一，把学英语视为“崇洋媚外”的，只是“极端、狭隘”的一群人。这番反驳恰恰凸显中国当前的一项深层矛盾：一方面高喊“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另一方面，中国的科研、商业、外交、高等教育乃至国际竞争，又不可能真正与英语世界切割。若连学习一门国际通用语言都开始被置于“爱国”与“崇洋”的框架下审视，所谓“文化自信”最终反而可能滑向对外部知识与交流的防备。
人工智慧翻译的快速发展，也被部分支持降低英语权重者视为削减外语学习必要性的理由。然而，机器可以翻译字句，却不能完全取代直接阅读原始资料、理解不同文化语境及进行跨国沟通的能力。真正需要改革的，可以是僵化的应试英语、过度的考试权重与低效率的教学方式；但若改革的方向从“如何把英语教得更有效”滑向“学英语是否崇洋”，性质就已完全不同。当民族主义开始替知识工具划分政治界线，最终被限制的恐怕不只是英语课堂，而是下一代接触外部世界、取得第一手资讯与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课程思政渗入英语：外语课也要承担政治任务
英语“降级”争议之外，中国外语教育近年还出现另一项更值得关注的变化——英语课不再只负责语言教学，也被要求承担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中共当局推动的“课程思政”，简单而言，就是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只存在于政治课，而应融入包括英语在内的各类课程。于是，学生学习英文单字、阅读与写作的同时，教材与教学也被要求融入“文化自信”、国家认同及官方倡导的价值观，外语教育因而被纳入更大的意识形态教育体系。
问题并不在于英语教材介绍中国历史与文化。任何国家的外语教材纳入本国内容都很正常；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教材的功能从“让学生用英语理解中国与世界”，进一步变成“透过英语传递特定政治价值”，外语课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相关研究发现，习近平时期部分中国英语教材在处理人权等议题时，倾向突出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正面角色，对中国国内较敏感的人权问题则采取回避、弱化或去脉络化处理。换言之，学生并非完全接触不到国际议题，而是他们接触到的内容可能已经经过政治框架的筛选与重新诠释。
这正是“课程思政”进入外语教育最值得深思之处。学习外语的重要价值之一，本来就是让学生有能力直接阅读外国资料、理解不同社会的观点，甚至比较彼此冲突的价值与论述。如果英语课最终只是换了一种语言重复既定的官方叙事，那么学生虽然学会了英文，却未必因此获得更宽广的资讯视野。外语原本是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当政治权力决定窗户朝哪里开、哪些风景可以看时，英语仍然存在，教育的开放性却可能已经悄然收窄。
英语降级谁最受伤？教育公平恐成最大代价
英语是否应维持“核心主科”地位，当然可以从学生负担、教学效率与实际需求进行讨论；但一旦真的削弱公立学校的英语教育，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便无法回避：当学校不再提供足够的英语教育时，谁有能力自己花钱把不足的部分补回来？
答案很可能取决于家庭的经济条件。富裕家庭即使面对公立学校英语课时或教学要求下降，仍有能力透过私人家教、国际学校、海外教育及其它付费资源维持子女的外语竞争力；真正缺乏替代选项的，反而是主要依靠公立教育取得英语能力的普通家庭与农村学生。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报导这场争议时也承认，反对降低英语地位者的一项主要忧虑，正是富裕家庭可以转向私人补习，而一般家庭的学生可能因此失去较公平的竞争机会。胡锡进也反对将英语问题民族主义化，警告把学英语与“爱国”扯在一起，只会制造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争议。
中国过去的教育改革经验，更让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2021年“双减”政策原本就以减轻学生负担、遏制校外补习造成的教育不平等为重要目标之一；然而后续研究发现，当公开的补习市场受到严格限制后，家庭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并未消失，部分补习反而转入更昂贵、更隐蔽的地下市场，而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更有能力继续购买这些教育资源。结果是，表面上人人受到同样限制，实际上不同家庭应对限制的能力却完全不同。
英语教育同样存在这种风险。若学生在公立学校能够接受相对完整的英语教育，至少不同阶层的孩子还共享一条取得外语能力的公共渠道；一旦这条渠道被削弱，英语并不会因此从中国社会消失，它更可能从“学校提供的公共教育资源”，逐渐变成“家庭自行购买的竞争资源”。到那时，富裕家庭的孩子照样可以学英语、留学、阅读国际资料并争取跨国企业与海外升学机会；真正被挡在门外的，反而可能是最没有能力自行购买这些机会的人。
这也构成英语“降级”论述最具反讽意味的一面：打著减负、反对“崇洋”甚至教育公平的旗号弱化英语，看似让所有学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却可能使家庭财富在教育竞争中的作用变得更大。当富人可以用金钱买回学校不再提供的教育，而穷人只能接受被削减后的选项，所谓“减负”就可能变成另一种阶层分流——减掉的是共同的公共教育资源，留下的却是只有部分家庭买得起的选择权。
苦学多年仍排名后段：应试英语暴露效率困境
汤家凤批评中国学生花费过多时间学英语，确实触及一项长期争议，但真正值得追问的，或许不是英语“学得太多”，而是多年投入之后，究竟有多少转化成实际语言能力。《南华早报》引述2025年EF英语熟练度指标（EF EPI）指出，中国在12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6，得分464，被列为“低熟练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受测者阅读得分492，明显高于听力436及口说448。EF EPI并非针对全体人口的随机抽样，因此不能单凭排名判定整个教育体系的成败；但这种能力落差，也让外界长期对中国英语教育偏重单字、文法、阅读及考试技巧，却未能充分培养实际沟通能力的批评再次受到关注。
如果问题出在高度应试化的教学模式，那么把英语从主科“降级”，并没有解决学生学了多年却难以实际运用的根本问题。真正需要改革的，是如何减少死记硬背、提高实际使用能力，而不是把“教不好”变成“不必学那么多”。一个教育体系若让学生苦学多年，却难以把考试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真正应该被降级的，恐怕不是英语，而是那套低效率的应试教育逻辑。
当“文化自信”走向封闭 谁为教育倒退埋单？
中国这场英语“降级”之争，表面上讨论的是一门学科该占多少课时与考试分数，背后折射的却是更深层的教育与政治矛盾。从将英语与“崇洋媚外”挂钩，到“课程思政”进入外语教育，再到弱化公立英语可能加剧教育资源的阶级差距，真正令人警惕的并不是英语能不能改革，而是教育问题一旦被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主导，原本应以学生需求、教学成效与国际竞争力为标准的改革，就可能逐渐偏离教育本身。
中国英语教育确实存在应试化、投入与实际能力不成比例等问题，但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如何教得更有效”，而不是把问题转化成“为什么还要学这么多英语”。如果一套教育制度没有解决死记硬背、重考试轻应用的弊病，反而以降低英语地位回应教学失效，甚至让“崇洋媚外”之类的民族主义论述介入教育选择，那么被回避的恰恰是最应该改革的制度本身。把“教不好”转化成“不必学”，并不是教育改革，而是对教育失效的错误回应。
一个真正自信的社会，没有必要害怕自己的下一代学习外语、阅读外国资料或理解不同制度与文化。值得警惕的也因此不是一场英语科目的普通争论，而是它所透露出的方向：当民族主义开始决定什么知识值得学习，当政治要求开始界定学生应该如何理解世界，“文化自信”与自我封闭之间的界线，就可能愈来愈模糊。最终被关上的，或许不只是英语课堂的一扇窗，而是一整代年轻人通往世界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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