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傅雷被扣上右派份子帽子，文革夫妻俩自杀身亡。

【人民报消息】1957年反右距今60周年。当年响应号召，给领导提意见的知识分子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55万多名右派，坐牢、劳改、下放，遭受各种打击迫害，使他们在二十多年中生不如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很多人被迫害死。有病死的，累死的，饿死的，还有不少是自杀身亡的。 自杀的右派到底有多少人，官方没有统计数字公布。但一起劳改的右派说，他们身边的“同类”自杀的人太多了，原因和方式也千奇百怪。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冤死的。 打开了几份右派为爱情而自杀的档案，即“殉情”案，让人欲哭无泪。 他被放回家 但却转身上吊了 反右运动时，石家庄教育学院家属大院里，发生过一件右派家属自杀案。死者是外单位的一名工程师，妻子是本院的一名教职员工，她是党员，反右运动的积极份子。她怀第四个孩子时，丈夫突然被划为右派。她生这个孩子时，丈夫被看管交代问题。一个星期后，丈夫被放出来。他听说妻子生了个男孩，喜出望外。他家祖辈上代代单传，终于盼来个男孩。之前，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女儿。 当他回到家，走进母子房间时，只见妻子迅速拿起床头一张报纸，挡住了婴儿的脸，对他说：“我们一家人和你划清界限了！”丈夫先是一愣，待醒过味儿来，转身出去了。夜里，他们的二女儿上厕所推开门，看见爸爸吊死在水管上了。 他摘了右派帽后 和寡母投水自尽了 北京钢院（已更名为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在校生郭龙光被划为右派后，在校内外被监督劳动。然而，在他经历了多年劳改，摘掉右派帽之后却走上了绝路。 熟悉郭龙光的人回忆，那是个面目清秀，身材修长，算得上英俊的小伙子，“相当的乐观开朗”。一次夜里，他在建筑工地干活。因高楼的脚手架上没有照明，踩到探头板上人翻下去了。坠落中，他本能地抓住了一根杉篙，没摔死。遇到这样的惊险，他还自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但没过多久，听到消息：郭龙光已经和他的寡母一起投水自尽。原因是他摘帽之后，去找他戴上右派帽子之前结识的女朋友，意在重归旧好，但是遭到拒绝，于是母子一起自尽。 为摘掉右派帽，郭龙光吃尽了苦，才熬到今天。他恐怕不会为了一次恋爱失败，一次女友的拒绝就选择死亡。其实，那不过是个导火索，引出的真相是致死的原因。恋人拒绝，让郭龙光清醒了：右派摘除帽子，依旧是右派，依旧是专政的对象。他原以为摘掉帽子就没事了。现在才明白，他还没真正开始的人生，终将没有前途，他会被永远歧视。 人们在猜想他的寡母，那也一定是位有教养、有胆识的女性，否则，调教不出郭龙光这样好的孩子，也无论如何不会和心爱的儿子一起投水。她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儿子，品学兼优，人才出众，这是她的全部希望。儿子绝望了，母亲也绝望了。儿子选择轻生，为儿子活着的母亲别无选择，母子同归于尽了。 难得的好人敖乃松 不应该就这样走了 1973年在北京团和农场溺水自杀的右派敖乃松，是我国著名摄影家敖恩洪老先生的长子。敖乃松受家庭的影响，从小爱好文学，对古典诗词造诣颇深，更爱好音乐，还会作曲。 1955年，他从北大图书馆系毕业。毕业体检时，因发现患有肺结核，只好申请暂缓分配，到常州外婆家休养治疗。在那里，他和一个纯真美丽、聪明懂事的乡下姑娘蕾蕾有了恋情。 1957年初，敖乃松痊愈后回北京。他的工作在首都图书馆，父母恩准了他和蕾蕾成婚，户籍警答复他可以迁入女方户口。那会儿，他们的封封情书都在编织着美梦。敖乃松上班才几个月，响应上级号召，就自己的所见所想给领导提了几条改进工作的意见。结果被扣上“反党”的大帽子，划为右派，等待处理。 听说他成了右派，蕾蕾只身来到北京，要求完婚。敖恩洪老先生在《中国画报》宿舍里，给大儿子办了婚礼。敖乃松以“待罪之身”在家里等待“处理”，新婚燕尔的蜜月期并没有几天，两个警察就来了，取出一张“劳动教养通知书”，要敖乃松签字。 敖乃松和父母、妻子、弟弟一一道别，出门上车前，看见三楼拐弯处，满脸是泪的妻子，撕心裂肺的喊了他一声。这是妻子刻在他脑海里的最后一幕，那是1957年。 1964年，也是右派的弟弟敖乃柱正好在常州老家。他亲眼看见村干部们把五花大绑着的蕾蕾绑架到她的“夫家”去。蕾蕾又哭又喊，但是无济于事，甚至没人同情她，反而说她鬼迷心窍，现放着一个党员干部不嫁，却想着那个反革命劳改犯！ 听闻此讯，敖乃松的精神支柱崩溃了。但他还有一个信念，想把自己这一场生死之恋的经历写出来，在那样的逆境中，他们纯贞高尚的爱情彰显了人性中的善良美好，值得留给后人。 从64年到66年，他利用工余饭后的点滴时间，详详细细把这一段真实的故事记录了下来，但却被“积极份子”们当作邀功请赏的资本，先是告密，接着没收，后是批判，到现在也不知下落。那时候，他的小说就是他的生命。难怪手稿一被抄走，当天夜里他就上吊，再也不想活了。因为这第二根精神支柱也崩溃了。幸亏他被及时发现并被救活。 自杀前一晚，他对好友说：我的老母已经故去，妻子已经被别人霸占，老父有弟弟照顾。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责任，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我可以放心走了。 他投进了农场养鱼塘。在1973年3月28日的遗书中他写道：我选择这样的时间离开你们，真不是时候。湖水太冷了，要你们下水来捞我，我实在不忍心。现在我想了一个办法：你们为我收尸的时候，只要拉一下这棵杨柳树上的绳子就行，可以不用下水。不过眼下冻土还没有开化，挖坑要打镐，很累的。我向为我挖坟坑的朋友说声对不起。我特地为你们买了两瓶二锅头，算是我对你们的慰劳吧。另外还有一瓶，是给替我换衣服的朋友准备的…… 敖乃松沉默寡言，与世无争，总为他人着想，连死了之后都不愿给别人添麻烦，是个善良的好人。他博学多才，受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有道德有情操有文采，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但一场莫须有的反右运动，从精神到肉体摧残了他十多年，把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热爱生活的人折磨到厌世。他看不到希望和出路，只能以死来解脱。他才四十岁出头，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令人心痛地走了。 上面几个沉冤了半个世纪的右派档案，是个案，但它是右派苦难的缩影。比他们凄惨的还有，不止55万右派，还有更多德才兼备的人才遭身遭迫害而悄无声息，也许永远也不被人知道的消逝了。 对中国知识份子大规模的迫害，是从反右运动开始的，到了文革登峰造极。中共统治下，敢说真话的良心知识分子，始终是命运多舛。中共极权这种绞杀人性的邪恶制度，难道不应该早日铲除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