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村干部的刘水柱当年与习仲勋接触很多，习仲勋用过的算盘刘水柱在小商店里使用至今。

【人民报消息】（接上）（人民报记者萧厢报道）面对习仲勋一行，杜村寺大队学校教师孙守德出言谨慎：“这些还是不说吧。不知哪句话说错了，就犯纲犯线了。自己挨批斗不说，还祸及家人呀。” 习仲勋说：你大胆说，一切由我负责。孙守德这才开口：您去看粮仓了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后，到处都搞卫星田。您去看看我们这里的3块卫星田：一号卫星田，是公社主要领导的；二号卫星田，是县里主要领导的；三号卫星田，是地区主要领导的。他们只以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中的‘种、密’为依据，以每亩播10斤种能打800斤、播100斤种就能打8000斤为逻辑，强迫这儿的干部种麦每亩下种100斤甚至200斤，然后按照这个逻辑公式，以每亩麦播种200斤产出15000斤作为成绩来上报。结果呢？连种子都顾不住。可是，把产量吹出去了，上边到下边来检查，怎么办？只有造假粮囤一条路！ 孙守德接着说：坡胡公社孟排大队马同义，发现深翻的土地上小麦和玉米增了点产，县委书记就汇报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了，就受到表扬推广了。可到了下边，硬要强迫你用在种红薯上，把地翻挖4尺多深，再一层肥一层土去填平。可红薯不喜高肥地，只顾长秧，就是不长茎块。但是，领导们只依据红薯秧长势好得很，就报喜了，说：一棵红薯能吃半年。瞎指挥、强迫命令，劳民伤财，咋能不出现大饥荒呢。 习仲勋问：“你五叔跳井寻短见是怎么回事？” 孙守德眼泪欲落，沉默不语。 双方谈得很晚，孙守德尴尬而内疚地说：“中央大干部到农家，该吃饭了，我竟管不起几位一顿饭……” 习仲勋如鲠在喉：我们无颜吃农家的饭。 “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

习仲勋关于河南长葛县的调查报告。

在共产党的国家，官员和民众是分割的，越高的干部与人民离的越远，这对于民主体制的国家来说非常匪夷所思。所以大河网的这篇对习仲勋的纪实报道充满着党文化，是给受党文化的中共国人看的。在这个体制下，无论是官还是民，对共产党的规矩都熟视无睹，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习仲勋不遵从这个党规就显出了他的人性一面。 例如，从安全角度讲，作为中共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照规定，习仲勋下乡调查是必须保密的，但是习仲勋告诉随行人员，无论走到哪儿，他的身份就不用保密了。 他还要求工作组人员：“下去搞调查研究，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只有几里的路程，不要坐汽车，也不要骑自行车，步行去最好。”他还提醒两位国务院副秘书长： “不要让保卫人员老是尾随紧跟。机关放电影，要和同志们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不然，闹得自己心情也不畅快。” 在中共国，下级对上级都是毕恭毕敬的，出个电视镜头，哪一级别露面几秒钟都非常严格。这些规矩西方民主国家根本看不懂，而且觉得滑稽，习仲勋身为上级却破除这个规矩，是很不容易的。 习仲勋去宗寨、王庄、杜村寺、樊楼等村调研时，总是步行。在路上，他和偶遇的老农边走边聊。走累了，随手捡块石块、砖头，就坐在了路边树下。坐得很随便，聊得很热烈。老百姓都拿这个大干部不当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