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到今天已经整整22年了，翻开中共的“平反冤假错案”年谱，22年其实是个大限。群体性的“冤案”最长的“平反”年限就是反右被“扩大化”的22年。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念兹在兹的“平反”，恐怕已经越来越渺茫了。如今再去议论“平反”已经没有什么大的意思。到了该死心的时候你还心存幻想，这是认知的一场灾难。

我对每年的这时候还依然伫立在世界各地烛光悼念会上的人们表示敬意，虽然我知道你们的呼唤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但足以令“六四”的屠杀者们胆寒。在当下大是大非通常被化作一股股青烟、一句句笑谑的时候，海内外总有一些人本能地远离通常被认为安全的生存方式，在探寻历史真相和精神家园的道路上特立独行。虽然地平线的那端没有终点，但是他们依旧在勇往直前。中华民族总是因为一些人的坚忍不拔才没有让世界彻底绝望。

六四过去了五分之一世纪，人们惊奇地发现其实中国在思想领域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有所倒退，六四究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中国怎么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这些问题都被大陆当政者小心翼翼掩盖起来。人们终日被高房价、高物价所绑架，生活的负荷让他们无法获得喘息。即便有一些普世价值的业余爱好者，也习惯于把担子压在西方大国身上。指望着他们能够带来某种意义上的和平演变，但是西方社会早就不是“一根筋”，他们学会了拿普世价值做交易，也基本掌握了和中共打交道的“潜规则”，中共的阳奉阴违被西方政客发扬光大了。于是，有些中国人就很愤怒，觉得被西方“反华势力”甩了，其实，美国也好，英国也罢，他们深知，虽然中国人权的改善可能改变世界政治格局，但不会立即转化为国内的民意，在胡萝卜和大棒之间，谁都会对胡萝卜挤眉弄眼。世界上的有些事情，想穿了心里就平静了。

越是人权记录差的时候，越是要拿人权说事。这已经成为中国现实政治的一个经典场景。今年2月份以来，中共当局和国际间的人权对话可谓空前密切：美中人权对话、欧盟高官访问北京、巴西、西班牙、澳大利亚、奥地利、法国领袖呼吁中国改善人权。但其结果是艾未未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被抓了起来。不过，西方社会已经很少有挫折感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变成了“托儿”。国际事务中的“形式主义”正在被中共推向世界。

更有少数西方的政客变得“越来越乖巧”。法国国民议会主席阿夸耶4月底到北京转了一圈，这位来自“人权祖国”的法兰西议会首脑自始自终对人权二字都不好意思提及，估计是怕伤了和气。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对此还有一套理论，他说：“外交上的规矩，一般来讲就是不要公开批评。”

随着中共的性子，顺着中共的脾气，西方在倡导民主人权的时候正在开始远离人权问题解决的本身，这样，也就让“六四”这种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的可能变得更加不切实际。西方观察家也意识到，国际社会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已经没有什么锦囊妙计。你批评也好，一声不吭也罢，反正中共不为所动。

国际社会的这种变化令六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谁要指望靠海外一拨中国人的顽强或者奋不顾身，进而去推动六四问题的解决，那真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