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爆炸还是投掷燃烧瓶，不仅彰显了当局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而且表明老百姓从以往的隐忍、上访讨说法渐次走上了“以暴易暴”的反抗方式。这样的变化不能不让中共高层胆颤心惊，不能不让与民争利的中共官员们人人自危：谁又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次袭击的目标？

不难想像，中共当局在上述“恶性”事件后，该是怎样的焦虑。一方面下令公安部门限期缉拿“嫌犯”，一方面暗地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即如何阻止下一次爆炸案的发生。以己之心度之，中共当局可能采取的举措有：加强对政府大楼和一定级别官员的保卫，加强对获取炸药途径的控制，尽力缓解、避免激化政府与百姓间的矛盾，等等。

可是，就连中共官员自己也深知，当局阻止下一次爆炸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一则，中共政府在明处，这就好比靶场上的标靶，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每一幢政府大楼、每一个政府官员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袭击对象，而每一个怨气冲天的中国人也都有可能成为袭击者。在遍地是哀怨之声的中国，如何防？怎么防？

而且，即便各级政府花了大力气加强了保卫，但在与越来越充满愤怒的老百姓的对抗中，貌似壁垒森严的政府大楼可能恰恰十分脆弱，上海杨佳袭警案、抚州爆炸案都证明了这一点。况且百密还有一疏，全国这么多上至中央、省市政府，下至县乡镇政府机构，难道每一个都能保卫得如铁桶般坚固？难道每一位官员都会被全天候保护？也就是说，如果有老百姓愿意孤注一掷，就不难找到袭击的目标。

或许中共各级政府摘下明晃晃的政府机关的牌子倒不失为一避祸妙招，至少降低了被袭的概率，只是中共当局可就真成了缩头乌龟了。

再说说加强对炸药来源的控制。从操作层面上看，也不太现实。且不说中国严重的走私和地下交易市场使购买枪支弹药并非难事，就说制作炸药、自制汽油燃烧瓶这两项，也绝非什么复杂难弄。如吉林被炸死的法院办公室主任，袭击者就是以煤气罐作为爆炸装置的。警方虽然在此方面可以有所控制，但依旧是防不胜防。

可以说，不论是加强对政府大楼和一定级别官员的保卫，还是加强对获取炸药途径的控制，都不过是缘木求鱼，治标不治本。

无可否认，在当今中国社会，老百姓与中共政府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土地被强征、房子被强拆而得不到合理解决，单位倒闭得不到合理补偿，官员枉法造成诸多冤屈得不到伸张，高房价、高物价、高税收、低福利、看病难、上学难让百姓生之多艰，社会不公及贫富差距巨大，有毒食品遍地开花，等等。而造成这一切的正是为了少数人利益而与民争利的中共政府及其官员。

当指向中共政府和官员们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时，意识到要缓解政府与百姓间矛盾的中共高层及其各级官员真的愿意让利于民吗？大概是既不愿意也不能够。不强拆土地、不强拆房子，地方政府的财政从哪里来？单位倒闭，给了职工应有的补偿，中共有多少官员要少了腐败经费？不把房价、物价抬高，不实行高税收低福利，中共政府如何敛财？如果让百姓看病容易、上学容易，中共哪有那么多钱去援助流氓国家？如何在国际上邀买人心？中共官员如何能“笑傲”“贱民”？如果对食品实行监督，如何能彰显出身为中共官员可以吃上“特供食品”的特殊性？

说一千道一万，简而言之，对于中共当局而言，“剥削和与民争利才是硬道理”。既如此，中共只能在惶恐中，等待着那一声声催命符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再度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