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陆的村官们分为两类，一类是紧跟乡政府、充当“档中央”的附庸，这占绝大多数。随着经济的发展，村长的权利和能支配的财富越来越多，如承包土地的划分，各种财物的分配，特别是土地征收时，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村委会决定卖给谁，得来的钱大多进了村干部的腰包。为了换取个人利益，村长往往会配合县市更高一级官员的要求，靠牺牲村民利益来换取村干部个人的好处。

另一类就是极少数坚守良知、不愿站在村民对立面的人。不过现实中这样的村长当不长，一旦他们带头想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土地，强征者就会利用公权力加以镇压。近年来因上访而被抓、被打、被判刑的数不胜数。比如《新纪元》周刊前不久报导的广西北海虎头村民选村长许坤，就被北海市以莫须有的“非法经营罪”逮捕。

全国能像寨桥村民那样坚持选出能代表自己的村子也不多，如今大陆村长选举，早已成为暴力加诱惑，威胁与小恩小惠相结合的产物。很多投靠县乡官僚集团的人，为了能被选为村长，动用了黑社会的打砸抢和送礼贿选等多种行为，不少村干部用送钱送礼的方式，挨家挨户拉选票，或用各种空头承诺来骗取选票，对于那些“不吃软”的农民，候选人就用武力加以威胁。

比如2003年中国以独立候选人当选市人大代表的第一位农民吕邦列，2002年11月在竞选宝月村村主任时，尽管得票最高，当选的却是村党支部书记吕万科。大陆农村这样的选举黑幕很多，因为负责选举的都是上级政府派来的，弄虚作假的司空见惯。

吕邦列不服，在市政府门前绝食五天也没讨回公道。后来他带头提出罢免贪污的吕万科，遭吕万科手下人的暴打，住院43天，引来两千村民的愤慨，最后才罢免了村主任。不过当选为村长的吕邦列上台后的日子也非常难过。由于“村帐、镇管”的财务制度以及四位上届留下来的村委会成员的不配合，使吕邦列陷入152万村债务的烂泥滩中无法脱身，最后不得不辞职。

带领村民起来反抗的村长没了，是否农村反抗就没有领头羊呢？这也未必。如今大陆涌现出大批不是村长的农民领袖，如陕西榆林三岔湾的高拉定、四川自贡的刘正有、黑龙江佳木斯富锦的杨春林、湖南农民倪明等。面对官民战争中极不对称的狼羊对抗，正如何清涟在〈被剥夺者不会永远是“零的集合”〉中指出，数以上亿计的失地农民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零的集合”，历史将会在合适的时机在这些堆积的零的前头加上一个“1”。

转自【新纪元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