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不禁使人联想到官员问责制。众所周知，在民主社会，问责制是一种追究公职官员责任的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官员出现失职、渎职并造成不良后果或损失，出现个人行为不端、生活丑闻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等，该官员就会立即公开道歉，甚至辞职，情节严重的，还将导致其上司公开道歉或辞职，若是中央政府的内阁要员，在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导致内阁官员总辞职。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中国当局也在讲问责制了。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中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问责规定，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国家公务员处分条例》以及《刑法》中关于失职、渎职等处罚条款等等。但是从上述两个“八八事件”政府的反应来看，却有天壤之别。原因很简单，因为海峡两岸，一边是民主，一边是专制。

谈到问责制，关键是谁问责，谁有权问责。问责产生于授权：你的权力是谁授予的，你就需要向谁负责；你授予谁权力，你就有权追究谁的责任。在民主社会里，官员有两种，一种是民选官员，一种是任命官员。譬如在台湾，总统是民选的，行政院长和其他内阁成员则是总统任命的（准确地说，是总统提名，立法院批准的）。行政院长要向总统负责，总统要向选民负责。总统有权问责行政院长，人民有权问责总统。马英九未必愿意让刘兆玄辞职，可是他知道如果不让刘兆玄辞职，势必会影响下一届选举，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人民手中有选票，这才使得问责政府成为可能。不错，共产党也老是讲向人民负责，但是在大陆，因为人民手里没有选票，所以“向人民负责”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一句空话。

这些年来，中国大陆，天灾人祸不断。政府非但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反而在“多难兴邦”的口号下把它变成了政府自我表扬的资本。不错，有时候也有个别官员下台，但那多半是上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不是人民问责的结果。再者，有些官员被免职或辞职，但免职辞职不等于撤职，它未必具有惩罚的性质，它往往不过是让有关官员休个假，然后再换个官做而已。另外，中国大陆的官员和民主社会的官员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民主社会里，一个官员被免去职务或辞去职务，他就不再是官员而成了老百姓。在中国大陆，一个官员被免职或辞职后却往往仍然被当成官员，仍然可以享受一定级别的官员待遇。更严重的是，在中国大陆的所谓问责，即便有，那也总是上级问责下级，中央问责地方，而中央政府本身则是免于问责的，因为人民被剥夺了问责权。如果民众要问责政府还很可能遭到政府方面的打压，轻则说你“扰乱社会治安”，判你个行政拘留，重则说你“煽动颠覆”，判你个三年五年。在中国大陆，大多数天灾都有人祸的成份，而伴随着每一次自然灾害，几乎都会有一场人权灾难。这样的局面难道还不该早日结束吗？

《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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