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道，但中共媒体直到2月4日才突然把干旱列为重大报导专题，好像旱灾与地震一样是突然爆发的。中共当局又犯了报导萨斯病、大雪灾、汶川地震的老毛病，不把人民生命财产当回事，对灾情抱着饶幸的心理，能瞒则瞒，能拖就拖，实在瞒不过去了，地裂苗枯了，才开始报导，才开始抢救。

同时中共媒体创新式地组织起“脸盆救灾”。媒体上竞相刊登军队从河里用脸盆传水接力，一盆一盆地将水送到地里。且不说脸盆传水会有多少水会在传递中泼掉，这种传水救灾能达到效果的只是宣传表演，不会有多少真正的灌溉作用。这与用身体当沙包堵洪水和靠双手刨废墟救人一样，是典型的党文化作秀和瞎折腾。

导致大旱灾的原因固然有不下雨的因素，但更多的却是中共政策的人祸。如果有完善的水利设施和灌溉能力，干旱并不一定成灾。中共近30年政策造成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现状，才是干旱成灾的重要原因。

自古以来，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保障农田灌溉是历朝历代列为头等重要的问题。兴修水利一直都是各级地方官员爱民和政绩的体现。大禹治水、都江堰、郑国渠等都是我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典范。

中共当局虽然年年都发一号文件强调农业投入，但实际上，在实行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后，当局政策倾向都在都市和赚钱的领域，对农业投资严重不足。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农业的投入总量虽然有所增长，但增长率却连年递减，从上世纪8 0年代的12%，下降到近年的8%，而欧美国家的农业开支一般占财政总支出的20-50%。由于投入减少，农业对GDP的贡献也逐年减少，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本来包产到户后，主干水利工程仍应该由当局管理维建。但中共籍改革名义推卸当局水利管理责任，把水利包袱卸给农民，撒手不管，造成农业水利荒芜，农业基础脆弱，以致无法抵御干旱灾害。1978年以前，曾有8.6万多座水库，水浇田7.3亿亩，而近 30年来却仅新修了800多座水库。这些水库水渠工程大多因无人管理老化失修或已荒废了。大型灌区主要水利建筑物有40%左右需要维修，中小灌区50%左右需要维修。目前水库仅能控制年径流量的19%。目前全国灌溉水利用率只有45%，发达国家则为70% 左右。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无水利设施，主要靠天吃饭。现有水库容量由于淤积而急剧减少，形成涝时分洪量不行，旱时储水量不足，大面积干旱来了根本束手无策。

此外，中共还犯了打井取水的决策错误。中国北方缺水，中共采取打井取水。十年打了200多万口井，虽解决了早些年的饮水和干旱问题，但水越抽越少，现在已到无水可抽的地步。

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共各级政权不顾农民生计，只热衷追逐GDP，圈地卖地、发展小工业，以此作为升官的政绩。在中共官员看来，花钱修水利发展农业对GDP贡献小，甚至无贡献，得不偿失，导致很多地方重工轻农、重商轻农，农业发展缺乏资金和人力支持，水利基础设施满目苍痍。有的地方水源就在几百米外，却引不过来。

虽然中共也采取临时措施，如人工降雨、国家财政补贴(1月23日和2月5日分别拨出 1 亿元和3亿元)等。但人工降雨只不过“润湿了空气”。而财政补贴由于中共官场腐败的“漏斗”规则，真正用到农民和农业上的大打折扣。再由于基础水利极差，欠债太多，农民的整体情况不可能立时改善。因此，旱情很难立即缓解。

在中共撒手不管水利的情况下，农民的投入产出不成正比，种地风险极大。河北大部份地区一亩地小麦最多卖到800元，而秋季耕地、玉米秸秆还田大约要90元至100元，小麦种将近100元，施肥200 多元，正常浇灌费用约100元，另外还有夏季收割费用50 元左右以及农药等其他开支，最后收入一般不会超过300元。遇到大旱，抗旱一亩地至少要浇两遍，而电费和其它成本要200多元，再加上干旱导致的减产，种地笃成为赔本买卖。农民当然愿意进城打工，不愿种地。而农民越不肯种地，土地产出率就越低，对农民的吸引力就越小，甚至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为什么中共高唱抗旱赞歌、农民却放弃救灾的根本原因。

水利本应由当局承担，但中共却统统卸给了农民。打井抽水也好，建坝开渠也好，中共都是始乱终弃。因此，酿成今年这样的灾情，中共是推卸不了责任的。这次大旱成灾并非偶然，是自然对中共倒行逆施行为的回应。这样的旱灾称为人祸反而更合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