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在中共体制内几乎四处碰壁。汶川赈灾时，他面对迟迟不动的军队而只能说句“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就摔了电话；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接受 CNN专访时谈到“六四”的教训是中国需要政治改革的回答，也被国内媒体毫不客气地删除；2007年2月26日，“两会”召开前夕，温家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推崇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所谓“普世”，自然应超越“国情”限制），而在今年九月遭社科院院长、政协副主席陈奎元高调批判。

毛泽东时代无疑是个人独裁的时代，这也使得毛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他想做的事，这也才有了“文革”时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即使各级党委被打倒，毛仍可直接指挥民间的活动。到了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这种独裁风格仍可见其踪影。邓小平可以废黜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可以下令镇压法轮功，这都至少是顶着一大批党内反对力量所做，其所凭藉的就是对军队的掌握。

胡、温本身则是一个弱势组合，既缺乏党内、军内的铁杆支持，更缺乏毛那样民间几乎万众一心的“誓死捍卫”（尽管这种捍卫是受毛的愚弄所致）。为维持自己的权力，胡、温唯一能做的就是依靠中共的各级官僚混日子。这是一种默契的平衡：胡、温不能损害而只能维护各级官僚的利益；各级官僚则不挑战胡、温的权力合法性。

明白这一点，尽管会让一些人沮丧，但至少让我们正视现实——胡、温不但不可能做一点点地政治改革，反而是被中共的官僚集团所裹挟。每个中国人看看自己周围那些贪婪而跋扈的中共官员就知道：即便胡、温本人抱有某种善良愿望，他们二人只要留在党内一天，就永远“形势比人强”，就永远什么都做不了。

按照这个趋势，我们不妨再往下推理三步：第一、中共过去“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已经彻底瘫痪。第二、组织瘫痪后的官僚个体更加不会考虑整个官僚集团的长远存在，而抱着“想怎么捞就怎么捞、能捞多少捞多少”的心态。林嘉祥的两句“名言”——“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和“我就是干了，怎么样？”就是中共官僚的典型心态反映。由于中共拒绝舆论、选举、法律等制衡手段，其政策的出台只能以攫取利益为出发点，最终“劫贫济富”的速度越来越快，直至百姓走投无路、官逼民反为止。第三、弱势胡、温所指定的继任者只能越来越弱势，无法再整合中共 “有节制的压榨百姓”，或走上改良之路。

此次中共出台四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就是一个例证。在政策出台之际，我看着暴涨的大陆股市，真是很同情那些散户。他们一次次相信中共，一次次追高被套，“大小非”却趁机出逃。同时，由于民间投资环境的恶化，让本来应投资的资本流入股市投机，最后的结果是实体经济的崩溃。在这个恶性循环过程中，贪官则更有理由上特大工程“拉动内需”，趁机将工程款装入口袋，百姓则被告知“在未来的5到10年内，底层人要过类似于60年代的苦日子”。

不解体中共，就无法打破这个趋势。中国民众、乃至胡温即使从利益角度出发，也应该解体中共，自己做一回自己的主，同时更应该把《九评之二》里的一句话当作座右铭来时时念诵——“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