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在中共體制內幾乎四處碰壁。汶川賑災時，他面對遲遲不動的軍隊而只能說句「是人民在養你們，你們自己看着辦」就摔了電話；到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接受 CNN專訪時談到「六四」的教訓是中國需要政治改革的回答，也被國內媒體毫不客氣地刪除；2007年2月26日，「兩會」召開前夕，溫家寶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署名文章推崇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所謂「普世」，自然應超越「國情」限制），而在今年九月遭社科院院長、政協副主席陳奎元高調批判。

毛澤東時代無疑是個人獨裁的時代，這也使得毛可以隨心所欲地做他想做的事，這也才有了「文革」時的「踢開黨委鬧革命」。即使各級黨委被打倒，毛仍可直接指揮民間的活動。到了鄧小平和江澤民時期，這種獨裁風格仍可見其蹤影。鄧小平可以廢黜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可以下令鎮壓法輪功，這都至少是頂着一大批黨內反對力量所做，其所憑藉的就是對軍隊的掌握。

胡、溫本身則是一個弱勢組合，既缺乏黨內、軍內的鐵桿支持，更缺乏毛那樣民間幾乎萬衆一心的「誓死捍衛」（儘管這種捍衛是受毛的愚弄所致）。爲維持自己的權力，胡、溫唯一能做的就是依靠中共的各級官僚混日子。這是一種默契的平衡：胡、溫不能損害而只能維護各級官僚的利益；各級官僚則不挑戰胡、溫的權力合法性。

明白這一點，儘管會讓一些人沮喪，但至少讓我們正視現實——胡、溫不但不可能做一點點地政治改革，反而是被中共的官僚集團所裹挾。每個中國人看看自己周圍那些貪婪而跋扈的中共官員就知道：即便胡、溫本人抱有某種善良願望，他們二人只要留在黨內一天，就永遠「形勢比人強」，就永遠什麼都做不了。

按照這個趨勢，我們不妨再往下推理三步：第一、中共過去「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已經徹底癱瘓。第二、組織癱瘓後的官僚個體更加不會考慮整個官僚集團的長遠存在，而抱着「想怎麼撈就怎麼撈、能撈多少撈多少」的心態。林嘉祥的兩句「名言」——「我是交通部派來的，級別和你們市長一樣高，敢跟我鬥，你們這些人算個屁呀!」和「我就是幹了，怎麼樣？」就是中共官僚的典型心態反映。由於中共拒絕輿論、選舉、法律等制衡手段，其政策的出臺只能以攫取利益爲出發點，最終「劫貧濟富」的速度越來越快，直至百姓走投無路、官逼民反爲止。第三、弱勢胡、溫所指定的繼任者只能越來越弱勢，無法再整合中共 「有節制的壓榨百姓」，或走上改良之路。

此次中共出臺四萬億的刺激經濟計劃就是一個例證。在政策出臺之際，我看着暴漲的大陸股市，真是很同情那些散戶。他們一次次相信中共，一次次追高被套，「大小非」卻趁機出逃。同時，由於民間投資環境的惡化，讓本來應投資的資本流入股市投機，最後的結果是實體經濟的崩潰。在這個惡性循環過程中，貪官則更有理由上特大工程「拉動內需」，趁機將工程款裝入口袋，百姓則被告知「在未來的5到10年內，底層人要過類似於60年代的苦日子」。

不解體中共，就無法打破這個趨勢。中國民衆、乃至胡溫即使從利益角度出發，也應該解體中共，自己做一回自己的主，同時更應該把《九評之二》裏的一句話當作座右銘來時時念誦——「歷史的教訓是：共產黨的任何承諾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證都不會兌現。誰在什麼問題上相信了共產黨，就會在什麼問題上送掉小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