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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 目录 3. 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1）无时不在的两面宣传手法
2）听党的话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3）跟党走的几种类型 4．党叫干啥就干啥
1）“党”让人干什么
2）“驯服工具”为什么目地服务
3）“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现时表现
4）不能不承担的后果 ＝＝＝＝＝＝＝＝＝＝＝＝＝＝＝ 3. 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在宣传中，中共不仅仅要让人们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满怀“感恩”；也不仅仅要人们把党当成最亲的亲人，满怀“亲情”；它更要把民众变成驯服的工具，让人们从行动上听从它、跟随它、为它的政治目的服务。 1) 无时不在的两面宣传手法 为了达到让人民“听党的话，跟党走”的目的，中共采用白脸红脸并用的手法。在政治运动时期以唱白脸为主，平时则以唱红脸为主。唱白脸就是对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进行批斗打击，然后当成反面教材来“教育”民众，使之出于恐惧，不得不跟党走。中共的每一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都是残酷的政治整肃，清除对其不忠的人，同时不断加强人们的恐惧感，让人们从心里记住：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绝没有好下场。在中共的定义里，只有听党的话、跟党保持一致的人，才属于“人民”，属于党团结的大多数。否则，就属于被批判的“落后分子”，甚至属于被打击的“一小撮”。中共近二十几年来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因为不能容忍人们的独立思想和自由选择，因为那样势必出现“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的可能。 另一方面中共也善唱红脸，搞“正面宣传”。这种以“听党的话，跟党走”为主线的宣传是无所不在的，其中包括对党魁的吹捧，进行造神运动；对中共领导地位、政策方针和所谓“成绩”的吹捧；也包括“党性教育”、树典型、搞样板示范等。 吹捧党魁就是为了造神，最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拉拢人们听党的话，跟党走。毛被吹捧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人们当然就只有听话的份了。那时人人一本“红宝书”，人人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即使在毛犯了严重错误，直接导致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之后，中共1962年的总结大会还大言不惭地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毛之后又有“英明领袖华主席”，然后是“总设计师” 邓小平，连江都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三个代表”出来后，中宣部部长称“必须下大力气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行动指南，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以至于在某农村墙壁上，都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听党的话，跟党走”还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宪法本来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但中共却荒唐地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写了进去，要求人们在“参政议政”的时候，必须以不动摇党的领导为底线。 同时中共的每一次重大会议，都被宣传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中共的每次会议精神，人们都要“深刻领会”、“认真学习”、“贯彻实施”，从而能更好地“听党的话，跟党走”。与此同时，中共还定期地进行所谓的“党性”教育，强迫党团员学习共产党的各类文件著作，写思想汇报，保证人们的思想与党一致。“思想端正，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成了典型的汇报语言。 除了造神，中共还不断地树立各种典型，宣传“听党话，跟党走”能带来革命胜利、人民生活改善等等，为中共脸上贴金，骗取人们的信任。像雷锋这样的典型人物，宣传了他的行为，最后还要突出他“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的主题。党号召大办农业，雷锋就主动申请当农民；党号召加强工业建设，他就离家当工人；党号召青年当兵，他又参军到部队。林彪给他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宣传雷锋，学习雷锋，自然也要人们像他一样听党话，跟党走。同样，中共宣传焦裕禄、孔繁森，也处处不忘提到“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中心思想”。在焦裕禄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的时候，他对妻子的嘱咐是：“你要永远听党的话，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 中共的各种文艺形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灌输“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主题。《闪闪的红星》里：“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地道战》里：”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哪怕敌人逞凶狂”；《沙家滨》中英雄人物郭建光的唱词有：“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鼓舞着我们奋战在水乡”；《海港》则有“坚决听党的话顽强挺进，听党的话顽强挺进”的话。 有人可能认为，“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宣传已是老黄历了。其实不然。不管是造神运动、政治学习，还是党性教育、树典型，都仍然是今天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从三个代表到八荣八耻，从党员在血旗下的献身誓词，到军队官员、边防战士、工人、农民、学生、知识人士的政治表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命令”等等，无不充斥着“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样的词汇。在互联网上搜索“坚持党的领导”，竟然有超过一千万个相关词条（以“孔子”为关键字搜索，也不过找到找到600多万条而已）；搜索“永远跟党走”，也可以找到三百多万个相关词条。 中共六四开枪杀人后，“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使我更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样的话充斥各种宣传，后来成为人们写思想汇报的范本。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于是又搞起“揭批”、“百万人签名”等等政治表态活动。一个个对法轮功毫无了解的人被中共树为宣传的典型：老劳模说什么“我们这些人平均年龄六十岁以上，不信佛不信教，就跟党走”；战士写信给家里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与‘法轮功’彻底决裂”……诸如此类，都是中共政治宣传的一贯手法。 到了现在，“永远跟党走”还是中共的“主题教育”，通过所谓读书读报活动、革命题材影片展映月、“聆听红色经典”系列活动、大中学生“三个代表”学习宣传实践团活动、举办主题论坛等等毒害下一代。2006年中共建党八十五周年时，央视搞专题文艺晚会──《永远跟您走》，各地上至机关院校，下至街道乡村纷纷仿效，类似演出大批出笼。 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共产党的今天，中共仍然一厢情愿地处处宣传“什么时候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削弱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的口号，而且还坚决表示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了的。中共对“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欲求，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2) 听党的话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和灌输，现在的中国人似乎对中共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很多人还以“跟共产党作对绝没有好下场”来告诫别人。那么，“听党的话，跟党走”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呢？ 听党的话，剥夺了人们的独立思考权利，十几亿中国人变得只有一个“党大脑”。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党决定了什么就执行什么。独立思考精神是一个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个只会“听党的话”的民族又能够走多远？ 问题的更可怕之处在于，中共不是一个通常意义的政党，中共是一个以斗争为乐，以战天斗地、整人杀人为乐的黑帮邪教集团。它根本不讲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中共周期性的政治迫害面前，即使它自己最忠实的党徒也无法幸免。 刘少奇是中共七大确立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在延安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是四十年代帮助毛泽东打垮政敌的重要助手，文革发动时的国家主席。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惨遭迫害三年后悲惨地死去，死时已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 1955年中共授衔的所谓“十大元帅”，除朱德年事较高、1949年以后不太过问政事、因此在政治斗争中得以保全，还有罗荣桓死得早以外，其余八个都没有在政治斗争中幸免。彭德怀被打成“反革命军事集团”首领，文革发动以后到1971年之间，遭到200多次批判，死时在骨灰盒上写着“王川，男”三个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指控图谋“二月兵变”；贺龙被斗死；林彪政变不成，驾机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死后还受到大规模声讨。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革命”最彻底的“红卫兵小将们”，两年后失去利用价值，被骗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一语道破：“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是变相劳改。”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中共摧残迫害的群体，有哪个是真正“反党”的呢？ 1957年反右中被批判、流放的知识分子，很多在中共建政以前是左派文人，很多人同情中共、支持中共、甚至为中共夺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讽刺的是，这些当年对共产党抱有无限希望，并曾在国统区冒着危险为之奔走呼号出力最多的人，恰恰正是57年最先倒霉的右派份子，而且出力越多，受害越烈。 民主党派的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教育家蒋南翔、江隆基，作家巴金、艾青、田汉、丁玲、赵树理、罗广斌、康濯、杨沫，学者杨献珍、翦伯赞、吕振羽、梁思成，演艺界马连良、奚啸伯、周信芳、尚小云、严凤英等均遭迫害。这些人或者自己是共产党员，或者早就经过思想改造，对共产党宣誓效忠，并且已经为中共政权作了巨大贡献，仍然被迫害得死的死、残的残，少数幸存下来，但身心都留下了无法平复的创痛。 1956年11月，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在上海联合举办“盖叫天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会”。田汉代表文化部授予盖叫天荣誉奖状，并作了《向卓越的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学习》的发言。盖叫天在致答辞中，激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盖叫天被一群暴徒拖去游街示众时先被打断了腿，然后又被扔到粪车上继续游斗。其时已经年近花甲的盖叫天不堪受辱，几次挣扎着从粪车里爬出来，每次都被暴徒们硬塞回去。红遍大江南北的名武生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折磨死了。 作家老舍服从政治，一直保持紧跟姿态，1949年以后创作了从《龙须沟》、《春华秋实》到《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和《一家代表》等一连串的剧本，为中共政权歌功颂德。1966年8月23日，身为文联主席的老舍被红卫兵揪斗，同时被斗的还有作家萧军、骆宾基、艺术家旬慧生等。他们全部被剃了阴阳头，又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牌子，头上被浇上墨汁。红卫兵勒令他们跪在焚烧戏服、文物、书籍的火堆周围，接受“革命之火”洗礼，同时用道具和铜头皮带抽打。老舍被市文联单独接回，但等待他的是另一轮毒打。老舍高喊自己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换来的却是更加疯狂的毒打。第二天，老舍在太平湖自沉。 八九年的学生打出的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对当局是不折不扣的合作和诤谏的态度。学生与民众达成共识，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学生代表甚至手捧请愿书在人民大会堂前长跪不起。5月23日，学生纠察队甚至在天安门广场把污损毛像的三君子扭送警局。十天后，中共军队血洗天安门。 在共产党导演的这一出出人间闹剧中间，有两个片断意味十分深长。 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为求自保，拚命表现自己的“积极”、“革命”、“靠拢党”，可是指标已经划定，再怎么表现也无济于事。57年10月11日，北京的青年团中央大会堂举行批斗青年作家的会，另一位作家上台作了一篇有力的批判发言。当他正迈步下台，大厅里响起掌声时，北京市文联秘书长突然大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所骗，他——他也被划为右派份子了！” 1967年8月5日，刘少奇遭批斗以后，被押回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可叹的是刘少奇直到这时才想起来要维护“宪法”。中共在夺取政权后，搞了那么多运动，迫害死那么多人，作为中共二号人物的刘少奇难辞其咎。他“听党的话”打击别人的时候不说要维护法律，自己被批斗了才想起宪法来。 凡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都没有好下场，这种情况有其必然性。 第一，中共靠斗争起家，又靠斗争维持统治，“革命的铰肉机”一旦开启，就无法轻易停下来，在此过程中，每个人都必然成为受害者，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中共惯于挑动群众斗群众，被挑动的团体，说白了只是中共利用的工具，利用完了，中共轻则随手一扔，重则打倒批臭，或者当作替罪羊杀掉以封悠悠众口。因此“以害人始，以害己终”是这些团体的宿命。有一个“作法自毙”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秦国实行变法的商鞅，秦孝公死后被迫逃亡。欲住客店，店主人说，按照商君之法，旅店收留了没有身份证明的客人，主人将受惩罚。商鞅颁行的严刑峻法最终害了自己。中国人常说一句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就是斗争机制反作用于斗争的发起者的现象。上文提到的两个片断，为这种现象增加了两个生动的例证。 第二，中共需要建立起一党的绝对权威，任何党员的利益、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利益，都要服从“党”的利益。因此其打击对像具有随机性，不光任何威胁或被中共认为威胁了其一党专政的个人或团体会遭到整肃；即使没有敌人，每到一定的时间，中共也会制造出一个敌人，借以唤醒民众的恐怖记忆，从而巩固其权威。在随时可能被党定义成敌人的普遍恐惧中，人们唯一的自保之道是：努力揣摩党的心思和动向，争取比“党”还“党”，让“党性”成为自己的唯一行动指南。我们都知道，人的肉体只是一具躯壳，人的真正生命，在于人的精神和灵性。没有灵魂的肉体和动物无异。在努力和“党”保持一致的过程中，人们恰恰在扼杀自己的精神生命，在和真正的自我为敌。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在中共的权力斗争中存活到最后的胜利者，也一样是失败者，因为成功的是党性，而非他们自己的人性，他们真正的自己早已经死了。 第三，“跟党走”意味着认同了中共的斗争哲学，至少是客观上增强了中共与天地人奋斗的能量。无休止的党内党外斗争破坏了传统道德和人际关系，败坏了社会风气，毁坏了所有人的生活环境。被整的人固然下场很惨，整人的人也失去了良心的宁静。为了防止自己被整，每个人都要对别人猜疑防范，生活得很苦很累。在彼此争来斗去的过程中，人性恶被放大到最大，妒忌、贪婪、自私、恶毒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常态。这个环境中的所有人都要不可避免地承担党文化的后果。 3）跟党走的几种类型 也许有人会说，共产党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共产党了，再说，现在根本没人信共产党那一套。老百姓都在忙着奔小康，谁还在跟党走呢？现在人们对共产党，都是阳奉阴违，个别胆大的，还在考虑让共产党跟着他走呢，没准儿哪一天共产党真就脱胎换骨了。 这种看法，似是而实非。没有付诸行动的思想就像没有兑现的支票，本身没有多少价值可言。共产党并不怕你在酒桌上或日记里骂它，因为剥夺言论自由固然可以连暗室私语和腹诽的权利都一并剥夺，可是有了暗室私语和腹诽的权利却不意味着就有了言论自由，因为不进入公共空间的言论无法转化成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行动，也就无法对现实施加有意义的影响。 我们来分析一下，现在还在跟着“党”走的中国人，有几种类型。 明明白白跟党走。有些人对中共的流氓邪教的老底一清二楚，但为了个人私利，顺着党的邪劲走，“党”也利用这些人的心黑手狠，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些人和中共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是最邪恶的党徒。 稀里糊涂跟党走。中共靠暴力和谎言起家，不光骗了“敌人”、人民群众、国际社会，连“自己人”也一样骗。很多人就是被骗进中共，至今还陷在中共的谎言里不能自拔。这些人属于稀里糊涂跟党走的类型，在中国为数不少。 无可奈何跟党走。有些人对中共的性质有一定认识，也不想和中共同流合污，无奈进得去出不来，于是只好得过且过，对于中国现实，抱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态度。 以为没在跟党走。有些人以为看破了共产党的红尘，趁着共产党的政策暂时对自己有利，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捞够了就一走了之”的想法，不择手段拚命捞钱。他们协助中共短期内在橱窗城市造成了一个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繁华景象，这个景象既欺骗了西方，又欺骗了中国人。其实，这些人暂时能够捞一把的环境，正是中共刻意制造出来的；他们的贪婪、短视，一夜暴富之后一走了之的心态，也是中共有意引导的结果。这些人暂时给中共充当了样板，可是他们的财富得不到保障，中共随时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他们变成阶下囚，因此他们活得没有丝毫安全感。这些人以为自己在耍弄中共，其实是在被中共耍弄。他们和中共联手制造的无解的社会难题最终会害了自己，也害了自己的家人。 想让党跟自己走。有些人对中共有相当的认识，也有救国救民、澄清天下的志向，可是他们选择的道路，是混入中共党内，试图一步步进入中共高层，从内部改良中共。很多人也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是，这些人在中共内部一步步升迁的过程，就是一步步被中共同化的过程，因为中共官场的“劣胜优败、逆向淘汰”机制不允许真正正直的政治家掌控“党”的走向，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被废黜是最典型的例子。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1959年到1962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饥荒，在安徽省饿死了700万人。安徽如此严重的灾害，肇因于当时的省委书记曾希圣坚决“跟党走”。曾希圣后来又在1962年兼任山东省委书记。在那场大饥荒中，山东省有900万人饿毙。曾希圣由于“跟党走”而饿死了数百万人，民愤极大，面临被枪毙的命运。但是，因为他坚持的是毛泽东路线，所以毛说他是好人，把他保了下来。 曾希圣有一个副手，叫张凯帆，是安徽省的省委副书记。1959年听说农村饿死了人，他就下去调查，去了无为县。无为县是全国的一个米粮仓，非常大的一个县，有140万人，而当时芜湖市也只有30万人。张凯帆调查的时候已经有90万人饿死了。张凯帆良心难安，决定解散公共食堂，并开仓放粮。救活了50万老百姓。可是张被曾希圣抓起来，戴上手铐脚镣。毛泽东说张凯帆是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判了20年。 对共产党员来讲，他们所处的就是这样的一套邪恶机制。开仓放粮救活了50万人，被老百姓称为“青天”的张凯帆，恰恰是共产党要迫害的对象，因为张没有跟党保持一致。而曾希圣饿死几百万万人却没有关系，因为他跟党保持了一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共产党不断这样去训练党员的党性，让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从党的利益出发，而不要从人性良知出发。这样，在中共官场内一步步升迁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背上中共原罪包袱的过程。当他们自己也被染黑，其命运就和中共的命运捆绑到了一起。这时想不跟党走，也身不由己了。 还有一部分人，企图跟党博弈，以“合力”的方式改变历史轨迹。这些人认为，历史的发展的方向，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决定的。因此，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民众和一部分中共官员，最后迫使中共妥协，改变它的运行轨迹，逐渐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这些人的初衷无疑是善良的。可是，中共掌握着全部的暴力机器和宣传工具，垄断了所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的决定权。少数人改良的意愿和努力，和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祸国殃民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如果把现在的中共政权比作一列正在冲向悬崖的火车，车上的乘客能通过整顿车箱秩序、打扫车箱卫生来避免车毁人亡的结果吗？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如果不能扭转列车的方向，就只剩离开列车这一条路了。 4．党叫干啥就干啥 一个正常人的行为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而进行的。这种判断需要以准确的资讯和普世的道德准则作为基础。人之所以不同于机器，就在于人的自主行为和判断能力。但在中共的宣传里，却时时提倡“党叫干啥就干啥”，而且把这当成“党性强”、“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的表现。 在三、四十年前的疯狂的年代里，很多人满怀激情地响应：“愿做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 、“党叫干啥就干啥”。“干啥”在中文里就包括了一切可能的行为，可能是正常的事情，也可能是谋财害命，杀人放火等等天理不容、绝不能干的事情。“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句话，就取消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天理要求和善恶标准，把最高的指挥权和裁判权全盘交给了中共。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这是对中共的盲从和迷信，是一种荒唐与悲哀，反而有无上的光荣感。听信了“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们，不管是搞阶级斗争迫害自己的乡邻亲戚同事朋友，还是战天斗地破坏自然，或是检举告密，都一马当先，以充当中共的马前卒为荣，党指向哪里打向哪里。 至此，中共从宣传对中国人民的“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情”（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要求人们听话（听党的话、跟党走），发展到了要求人们完全放弃自己的大脑，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中共主宰，完全沦为中共手里的工具。在中共近几年进行的“保先”运动，不仅要“党叫干啥就干啥”，还要“党不叫干啥就不干啥”。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象中共那样对民众进行如此彻底的洗脑和奴役。 1）党让人干什么 1967年夏，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上漂浮着一具具浮肿的尸体，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这是《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一文记述的文革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惨状。 这场发生在湖南道县农村的大屠杀，在两月有余的时间里，杀害所谓“四类分子”及家属四千余人，全地区杀人达九千以上。被杀者主要是所谓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年纪最大的七十八岁，最小的才十天。 十九年后，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原清塘区武装部长，“红联”（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关有志，在监狱中接受采访时，说了下面这番话： “我50年当兵，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58年转业回道县，…… 我从来没受过任何处分，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联’这一边。” 和关有志一样，很多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杀人、打人、斗人、整人的人，事后不但不忏悔，还往往为自己鸣不平：他们只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而已，自己只是党的一个棋子、工具，并不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共产党都让人们做什么。事实上，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根本不需要共产党让人们做。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们都要工作、要婚丧嫁娶、要从事科学艺术活动、要进行发明创造，有精神追求，要进行人际交往。也就是说，正常的人类活动，都不需要共产党鼓动人们去做。共产党所大力提倡、宣传鼓动的，可以说没一件好事，没有一样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福祉，都是为了维护它的一党利益。 当年中共宣传只有自己才真抗日，把很多热血青年骗到延安，可是进得去出不来，这些人被迫接受洗脑，后悔晚矣。其实，那时候日军占领大半个中国，国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抵抗，真要抗日的话，根本不需要躲到延安。“解放全中国”是全面发动内战，推翻合法政府，把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从延安一隅推广到全中国。“抗美援朝”，搭上百万人命和高额军费，几乎拖垮了当时的经济，帮助金家流氓政权苟延残喘，给朝鲜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大跃进，公社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饿死四千万人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范围的大混乱，死伤无数,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优秀人才花果飘零，传统文化摧残殆尽。“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千万知青失去求学的机会，把大好青春抛掷在农村和边疆。 因为中共宣传的是无神论和唯物论，“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句话显得尤其可怕。因为人们不再相信天理，只要能够讨党的欢心，给自己带来好处，就什么坏事都敢干。目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迫害法轮功。很多警察以迫害政策为借口，说是上头叫干的，因而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甚至将人活活折磨致死，还有的跟黑心医生勾结，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两大创举，其实都是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不管的结果。老百姓自己最知道怎么样管好自己的生活。中共什么也不做的时候是老百姓日子最好过的时候，中共一有所动作，必然给人民带来灾难。过去五十几年的历史，证明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真理。 2）“驯服工具”为什么目的服务 中共不单单赤裸裸地号召人们“党叫干啥就干啥”，利用煽动起来的政治狂热和各种封闭式的洗脑，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愚弄、控制和指挥，同时，中共还往往采用欺骗手法，用什么“服从大局”，“为了人民的利益”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人们相信“党叫干的”并不是龌龊、邪恶的事情，即使是杀人放火，即使是自残自尽，也是为了“党的伟大事业”。 中共的“驯服工具论”的骗人之处在于，中共还同时肯定了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等品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有人指出中共破坏了传统道德、造成全民道德大滑坡的时候，很多人表示不解：中共好像也很重视道德建设啊，还提出“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共产党员的修养”、“八荣八耻”等一系列的理论，发起“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孔繁森”等名目繁多的运动，这些现象怎么理解呢？ 稍加思考，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思维方式模糊了道德目标和处事态度之间的界线。如果一件事本身是好的，那么行为者本身的勤劳、忠诚、克己等态度会起到好的作用；反之，如果一件事本身是邪恶的，同样这些品质只会提高做恶的效率。一个勤勤恳恳的窃贼显然比懒懒散散的窃贼更可怕，谦虚好学、因而掌握了高科技的恐怖分子比技术手段平庸的恐怖分子更可怕。当整个社会被裹胁着为着一个邪恶的目标工作时，与其勤劳听话，不如消极怠工。 中共鼓吹，为了“党的利益”，党员要“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党员不应该有离开党的利益而独立的个人目的。”显而易见，中共提倡的“道德”、“荣辱观”等，只是在表面上与传统伦理有相似之处，骨子里是为维护中共的一党专制服务的。 大家都很熟悉“南辕北辙”的故事。一个人要到楚国去，尽管他有能跑的马，充足的旅费，本领高强的车夫，可是如果他把方向搞错了，永远也不能到达楚国。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马越好，旅费越多，车夫驾车的本领越高，只能使他离开楚国越远。当人们听党的话，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时候；帮着中共去欺骗国人，迫害百姓的时候；为中共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时候，难道不是在大力帮助中共把中国社会拖向万丈深渊吗？ 3）“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现时表现 现在的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注重现实，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更不愿意为主义或者信仰而付出。于是，中共开始侧重“党叫干啥就干啥”这个口号的另一个方面：党不叫干啥就不干啥。党不叫干啥就不干啥，就是党不喜欢的都不能干。老百姓最常听到的说法是，“这件事中央都定性了，不让干就别干了呗！” 潜移默化中，中共划出了党让人干的界限：“创业”、“赚钱”、“一夜致富”、“炒股”、“美食”、“小资生活”、“时尚”、“白领”、“精英”、“汽车”、“房产”、“娱乐”、“休闲”、“聊天”、“激情视频”、“出轨”“情色诱惑”……物质享受放开，任你放纵欲望，吃喝玩乐嫖赌抽随便来，现在的中国社会在这方面非常“自由”。许多中共干部也是“与时俱进”、“以身作则”。很多人可能纳闷为什么“越反腐败越腐败”，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腐败恰恰是在“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范围里，党要是真的不允许腐败、不给党员和干部好处和特权了，还有谁会给共产党卖命呢？中共自己就没法维持了。但是有一点，胡来可以，党不叫干啥就不能干啥——不能给党提意见，谈政改不能动真格的，不能严肃探讨社会问题，更不能对党的统治有看法。要是退党或者叫别人退党，党就更不叫干了。 在共产阵营崩塌，人们纷纷鄙弃共产主义的今天，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还是要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进行独裁。在这样的统治下，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贫富差距大，看病贵、上学贵、买房贵，就业难，缺乏社会保障，贪污腐败盛行，道德败坏，环境污染，没有民主，百姓没有说话的权利，治安差、黄赌毒盛行，不讲法制，对公民上访维权的要“截访”。这些问题中共提可以，作为个人，就连说说也不行，不准“制作、查阅、发布、传播”含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它内容”。如果想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努力，或者在被违法对待时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那绝对是属于党不叫干的。 4）不能不承担的后果 中共不定期的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些运动能够发动得起来，与人们放弃自己的判断、使用“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党叫干啥就干啥”意味着死心塌地追随中共的斗争哲学，极大程度地增强了中共与天地人奋斗的能量，成全了中共的各种统治目的。 人们跟着中共杀人，于是几百万的“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人头落地；人们跟着中共搞大跃进，几千万人死于饥荒；人们跟着搞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由此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破坏和人性魔变；人们附和取缔法轮功，于是中华民族上演了一场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信仰迫害。 从地富及其子女可以斩草除根，挖心吃肉，张志新被割喉管，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没有正式法律手续前就关押迫害致死，到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还需要多少教训来让人们从中共的“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洗脑奴役中走出来，不再跟从中共作恶？ 在“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奴役中，中国社会人人都是受害者，那些越是紧跟中共的人，受害越深。 中共称呼贫困地区为“老、少、边、穷”，老就是指中共曾经建立过的所谓“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共能得到政权，很大程度上靠农民出人出钱出粮出命。陈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中共建政后，不但没有知恩图报，努力帮助当地农民变富裕，对农民乱收费却从来没有手软过。不但用户口制度把农民捆在土地上，现在还强征属于祖辈的土地，再高价出售给房地产商。目前的中国，大部分贫困地区都曾经是“革命老区”，几十年过去了，可这些地方变得比中共建政以前还穷。 陕北是中共的“革命老区”，陕北的小米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在陕北居住达十年之久。树被砍尽，草被挖尽，米被吃尽，人被用尽，陕北百姓为中共做出了巨大牺牲。“改革开放”后，陕北刚刚发现大储量能源，中共又打着“国家开采”的幌子，大规模开采，资源被调拨到其它地方，资源卖的钱，都归了中央企业，让当地继续受着中共的盘剥。 中共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夺权时利用工人搞工人运动，武装斗争；反右时让“工人说话了”，充当“反右派”的坚强后盾。文革时组织“工宣队”，让工人收拾武斗的烂摊子，镇压“四五运动”靠工人当“工人纠察队”。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又拉拢工人，让工人置身事外维护中共统治。 中共建政以后，为了能够让工人跟党走，做斗争工具，可以为党劳动，曾经给过中国工人“铁饭碗”、福利保障和社会政治地位。然而“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指的是太子党、官员、白领、骨干、精英。中共自己的官方研究机构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亿。 而那些曾经“党叫干啥就干啥”、把汗水和青春都奉献给了党的工人们，原以为一辈子都可以捧着铁饭碗，却被党毫不留情地抛弃，还送了一个好听的名词——“下岗”。国有企业数千万工人失业，工人在丢掉工作的同时也失去了单位提供的一切社会保障，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保健、退休金等等。不但如此，工人对下一代的希望也被无情地击破，大学的学费工人家庭无法负担，就算是好不容易供到毕业，工人的子女没有靠山，也很难找到好工作。 军队是中共的命脉，党指挥枪，党指到哪就打到哪。对于每个士兵和军官而言，党叫干啥就干啥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共军队的退伍军人条例和待遇规定都是由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以政策条文发布，随时可以变。一无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保障，二无统管全国退伍军人的部门或机构，中共用完后撒手扔回社会，士兵退伍“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基本上没有后续的福利待遇。伤残军人更是无依无靠，找党中央去上访也无济于事， 给北京的申诉信被上级转发下来以后，地方官员不屑一顾地说“是一堆废纸”，“告到联合国也没用” 。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们，除了能呆在部队的，当了烈士的，家中亲人的生活中共基本不管；伤残活下来的，大多回到了农村，日子都过得穷困潦倒，晚景孤苦凄凉；当过俘虏后归国的，二三十年不能抬头做人。对越作战中，当年的“孤胆英雄”、“一等功臣”现在已经无人问津，死去的士兵和基层军官抚恤金800元到1000元不等，一次了帐，家属日后生活不闻不问。云南麻粟坡烈士陵墓园埋葬着957位老山作战牺牲的士兵，其中300多位的家属二十多年从未来过，大部分是因没有路费而不能前来，有些家属来到陵园竟没有路费回家。 “党叫干啥就干啥”在今天的一个表现是追逐财富，因为中共希望人们追求物质利益而放弃其它的权益。而且共产党也一改以前的“消灭剥削阶级”的政策，连资本家都允许入党了。在平均身价达22亿的中国顶级富豪中，党员比例高达48.5%，近半数顶级富豪为中共党员。然而在做了党的经济工具、为党忠心效劳之后，一旦分赃不均或者某处关节没有打点好，就立即面临牢狱之灾。牟其中、杨斌、周正毅、李经纬、张海等等纷纷锒铛入狱，“中国富豪榜”成为“中国囚犯榜”。利用共产党富起来的人，纷纷把子女财产转移到海外，因为教训已经太多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曾经拥护共产党的“资本家”们被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就是明证。 上面谈到的是卸磨杀驴的部分，到了关键时刻，中共为了保护自己，连能用的工具都可以牺牲掉。文革结束时，在全国军管干部中有17人、警察793人共810人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为蒙骗家属给一张“因公殉职”的通知单，以隐瞒内幕，杀人灭口。当时的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则在追查开始之前就畏罪自杀了。无独有偶，江泽民也曾经通过美国的亲信试探法轮功口风，提出可以像文革一样枪毙一些打死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来偿命，换取法轮功不起诉，还说可以比文革处理得更严厉些，可以死多少法轮功学员就枪毙多少警察。 在每次重大的历史关头，中共都表现出“弃善从恶”的行为特征。然而中共行恶，必然假手党员个体，中共垮台以后，为罪行承担后果的也必然是党员个体，就像当年纳粹德国战败，纽伦堡审判的对象是纳粹党徒一样。也就是说，那些“党叫干啥就干啥”，以“执行命令”、“执行公务”为由，帮助中共作恶的人，也许现在可以依赖中共政权的保护伞，暂时逃过正义的审判，可是中共垮台以后，每个人都将面对法律的制裁和正义的审判。那时，就再也没有中共的保护伞可以依赖了。 不仅如此。人间的法庭之上，还有天理的法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道家讲“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佛家讲因果关系，“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做了什么自己都得去承受后果。老百姓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古今中外善恶有报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从历史来看，那些做了中共工具的人，不管当时如何风光，下场都是很凄凉的。这又何尝不是天理报应的体现？ 人性中善恶同在，面对大的选择，心里常会有善恶交战。而在共产党员身上，情形要更复杂一些，因为党员都有“党性”和“人性”的双重人格。“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号召的是压抑、灭杀人性，为了中共的独裁利益而行恶。在共产党恶贯满盈、迅速走向覆亡的今天，固执地“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其实是对自己最不负责任的表现。 守住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让正念而不是党来主宰自己的行为，退出中共，洗清自己身上的党文化印痕，才能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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