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高只是最近的一个案例，反映了在中国当官有多难。这群让外界很多人看著羡慕甚至心生嫉妒的人群，却难掩自身生存环境的尴尬。他们的命运，大多数不是受到排挤，就是走向堕落，或者外逃。

那些还有为百姓办事理念的官员，受到的是排挤与打击。面对大喊冤情的百姓，良心使他们难以沉默。但当他们真心希望为百姓做点事情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见存于现行的权力体制。他们不是面对警匪一家的黑社会，就是面对来自上边的隐形权力黑手。他们或者面临各种刁难以至付出巨大前途利益代价，或者被迫扼杀自己的良知，对百姓遭受的各种不公保持沉默。黄金高恐怕就是很好的例子。

对于那些本来就没有理念的官员，在腐败黑暗的官场有更多人走向了堕落与沉沦。从被判死刑的原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成克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到死缓的原云南省长李嘉廷、无期徒刑的原贵州省省委书记刘方仁，还有各类形形色色受到各种刑罚、丢掉乌纱帽的官员，他们一个个因为贪污受贿从风光显赫走向了命运的深渊。他们的生活，也充满了腐朽堕落。据媒体报导，95%的中国贪官都拥有情妇。厦门远华走私案中，包括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在内的重要案犯，几乎毫无例外地既搞腐败又养情妇；而慕绥新腐败案中，慕本人后来的妻子就是与他长期有不正当关系的情妇，而该市法院院长贾永祥则拥有七个情妇。

还有脑袋更尖一点的，就想法设法往国外安顿家属，转移财产，瞅准机会就外逃。据大陆传媒报导，广东省就有超过1200名贪官逃往海外，即使是贫穷的山西省也有280多名贪官外逃，全中国大陆外逃贪官预计过万。与官员外逃同时发生的是巨额资金外逃。在2000年，中国的外逃资金就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2001年，全年资金外逃达540亿美元，2003年三月底四月初萨斯期间仅20天的时间里，中国外逃资金就达200亿美元！中国大陆媒体《南风窗》引述香港金融专家郎咸平的估计，中国大陆外逃的资金已经达到了三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约合三千七百多亿美元。按照2002年中国全民储蓄存款余额为八万七千亿元人民币计算，外逃资金总额是中国全民储蓄额的34%。这是一个何等惊心的数字！

受挤、堕落与外逃，反映的是中国官员的典型命运。能够可以顺心如意施展才华的，大概寥寥无几。当官如此之难，这难道不是中国社会的悲哀？这难道不是一个政府管理的大失败？在中国那种竞争之下，不管怎么说，能够混个位子不容易，在现行的严厉体制与精英政治下，能够有个官位，即使不是那么有才华，大概也不是那种很一般的人。但他们同样令人悲叹的命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社会的重重问题。这如果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话，就是整个社会治理体制的问题，或者兼而有之。

如果连体制内的人都不能满意于这个系统的话，可想而知社会上其他人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可想而知这套系统有多么大的问题。尤其可以肯定的是，当一个系统内最忠诚、最有理念的人面临淘汰的时候，这套系统就失去了进行自我改善与更新以走向重生的可能。它只能在随时光的流逝中持续败坏，以至于最后走向无可挽回的覆亡。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此巨大问题之下，我们却仍然看到那些专权者为了个人私利而不惜代价提拔名誉扫地、腐败透顶的心腹们，千方百计把大量人力物力投注于打击无辜法轮功群众、上访民众、家庭基督教会人士以及党内外异议声音。这是何等的愚蠢！

有报导说，中共官员如此大规模的外逃，一个重要原因是怕共产党垮台后被清算，怕中国政局一旦发生变化再外逃就难了。这样危机四伏、人心惶惶的情形，除了怪罪于那些专权者自己的腐朽无能，又还能怪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