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个自由的现代商业社会，享有“大西洋宪章”揭橥的言论、信仰、免于匮乏、免于恐惧四大自由。这不但是香港人权的保障，也是香港繁荣的泉源。中国收回香港时，曾经保证香港社会制度五十年不变，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一边是自由制度，一边是绞杀自由的专制恐怖制度，怎能并存于“一个国家”呢？邓小平这个“理论”，是注定行不通的。按照毛泽东的“哲学”，对立面的“统一”或“综合”，只能是“一个吃掉一个”。你想，那边在镇压人民“动乱”，这边在高喊“平反六四”；那边在审判“邪恶”信徒，这边在控告迫害宗教。如此结合而生的儿子，名字叫“恐惧”。《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对香港自由影响的第一声丧钟是“免于恐惧”的丧钟。就是说，中国未必立即取缔香港人的“言论”、“信仰”，也未必立即使香港人陷于“匮乏”。它立即的影响，是使香港人陷于“恐惧”。所以这个《国安条例》应改名《恐惧法》。因为香港人会做生意，不会造反，不闹“独立”，更不会“颠覆国家”，有没有这个条例对国家安全毫无影响。其唯一的效用，是制造香港人的恐惧，使香港人不敢言论，不敢信仰，丧失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久而久之，不免弱化了香港人的创新、创业能力，使香港不能“免于匮乏”。四大自由相通，不能免于恐惧，其他自由也跟著失落。

为何《恐惧法》能在香港诞生？是由于香港人的自由缺乏民主制度保障，立法会代表不了民意，香港需要民主来保障自由。第一步，直接选举真正代表香港民意的立法会，废除《恐惧法》以保障香港人的自由人权。第二步，不让专制吃掉自由，就得让自由终结专制，把两制度变成一制。

为了香港的自由，自由的香港，应当敲响的是一国两制的丧锺，让香港人和中国人一同缔造各自的自由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