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掀起学习“张文康”的新高潮

从高强为张文康辩护到压制蒋彦永医生，可以看出共产极权的某些制度特征：

一、撒谎已然成为共产极权长期执政的既定政策。为掩盖一次撒谎，不惜用十次撒谎进行掩盖。谎言上面覆盖着更大的谎言，谎言自我叠加，谎言自我克隆与自我复制。不撒谎，不足以显示专制极权欺骗人民的各种政绩。为把这个谎撒得圆满，什么良心、正义，什么人民的生命，统统地不在话下；为把这个谎撒得冠冕堂皇一些，哪怕动用整个社会的资源，也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为撒谎保权，可以把人祸说成是天灾，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终至于无形。明明是罪过，硬被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地说成是错误；错误又变成了失误；失误又变成了好心办了错事。在这种死不认罪的转圈过程中，红朝皇帝的伟大领袖还是一如继往的伟大、与时俱进的伟大、毋须证明而不证自明的伟大。不但以前正确、现在正确、将来正确，而且永远正确。

二、死不认罪，乃是专制极权主义者维护自身光辉形象的极为重要的特征。要搞极权，就要把自己打扮成人人必须顶礼膜拜的神明。既然是神明，连错误都没有，又怎么能够犯罪呢？即使犯了罪，也可以找一些替罪羊来承担罪责。

找替罪羊，是专制极权主义者丢车保帅的拿手好戏，更是一切极权政体稳定宝座的顽固的制度特征。在这一点上，他们甚至还不如下过罪已诏的某些古代皇帝。死不认罪，哪怕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阎王，他们也不会为自己深重的罪恶作出哪怕一点点悔悟的表示，更不用说能否向被迫害的人民缴械投降了。既然他们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地永远正确，又怎么能够承认自己就是罪恶累累的屠夫和杀人犯？有几个杀人犯不为自己辩白的？希特勒临死前向德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认罪了吗？斯大林何曾向因为他及他代表的那个制度而无辜死亡的两、三千万苏联人作出过惭悔的表示？毛泽东何曾为自己所造成的八千多万乃至一亿中国人民非正常死亡的历史悲剧作出过任何悔罪的说明？这些专制极权主义者，既然可以永远正确地杀人，那么，死不认罪就一定是他们反人类、反文明的必然立场。

三、罪都不能认，错就更不能认了，错了也得三七开。制造累累白骨的滔天大罪，竟在无关痛痒的错误下开了溜之大吉的小差。损失民脂民膏几百万、上千万竟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交了学费；欺骗世界舆论而掩盖SARS疫病真象，竟被说成是信息渠道不畅，责任不在张文康。那么，责任在谁呢？责任是不是在政权上海帮？责任是不是在江泽民？如果责任不在所有这些政治骗子的身上，也就是说，SARS疫病扩散全球的责任不在这些位高权重的权谋家身上，难道是在指出事实真相、敢讲真话的蒋彦永医生身上？看来，政权上海帮的所作所为，就是想把他们祸国殃民并给全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责任，嫁祸于敢说真话的人身上。其心地之卑劣，业已昭然若揭；其权谋之丑恶，实在令人发指。

四、永远正确的极权专制主义者，不但漠视人民生命，而且利用天灾或人祸为自己涂脂抹粉，恬不知耻地大搞虚假宣传。不但死不认罪，而且还要大张旗鼓地自吹自擂，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明明给全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祸，共产极权的党中央及其政府却声称，这是在他们的英明领导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地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的确，在死不认罪的永远正确的极权专制下，遭受迫害的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与受到SARS疫病威胁的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就只能在高强之流及其幕后指使者江泽民的胡搅蛮缠的舆论导向下，稀里糊涂地丧失自己的权利，不明不白地染上极权主义所蒙蔽的SARS疫病甚或走向穷途末路且扩散开来的死亡。

二零零三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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