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辉先生1921年出生于广州，后移居香港，一直在《文汇报》这家共产党在香港的报纸任编辑、主任。25年前，告别了共产党，创办了《争鸣》杂志，专门揭露中共的黑暗内幕。
温辉说，“我年轻时信仰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好感是因为对旧社会不满。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依我所见，是一个很不平等、不公平的社会，自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感到应该有一个力量能够改变这个社会。当时只有共产党大张旗鼓的宣传它们要改造社会，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要使这个社会变成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这个主张很有吸引力并使我非常尊崇，于是我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通讯社、国际新闻社，后来被调到《文汇报》，25年来一直跟著党走，开始没发现什么，一直到文革时我的思想才开始转变。”
温辉说，“文革末期我去了趟广州，在那里碰到一个石油工人。他对我说，你在香港，希望你能做些事情帮助这个国家，使它的政权有所改变。这句话一直以来成了我精神上的压力。这是从公众、人民的方面来考虑，要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从个人的角度来考虑，前25年我一直在共产党的战车上，犯下了一些我自己不可原谅自己的罪过。我想如果创办一个杂志，以此表达人民的声音和意愿，使得极权制度能够改变，那么我的心里会比较舒服。就是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我办了《争鸣》。至今又是整整25年，是完全不一样的25年。”
以下是大纪元采访纪要之一。
记者：《争鸣》杂志一直非常成功，很受国内外华人的欢迎，刚刚又庆祝了它的创刊25周年。《争鸣》杂志是温辉先生在25年前一手创办的。25年前到底是什么驱使你创办这份杂志的？
温：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当时我为一家共产党的报纸写了篇社论，我写到“四人帮倒台后，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官僚和人民之间的矛盾。”我那时想，如果这篇社论和这句话可以原文照登的话，我会考虑继续写下去，如果这篇社论或这句话被删掉，以后我就不会再写了。果然，这篇文章出来时这句话被删掉了。正是这种对言论的管辖和控制，使我萌发了应该有一份报刊或杂志，让那些被扼杀了的声音可以自由地传达出来的念头。
文革末期我去了趟广州，在那里碰到一个石油工人。他对我说，你在香港，希望你能做些事情帮助这个国家，使它的政权有所改变。这句话一直以来成了我精神上的压力。这是从公众、人民的方面来考虑，要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从个人的角度来考虑，前25年我一直在共产党的战车上，犯下了一些我自己不可原谅自己的罪过。我想如果创办一个杂志，以此表达人民的声音和意愿，使得极权制度能够改变，那么我的心里会比较舒服。就是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我办了《争鸣》。至今又是整整25年，是完全不一样的25年。
记者：温先生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一点都看不出来已经是81岁高龄的人了。这是否与你一直以来的追求有关？
温：我想是有关的。我经常跟朋友说笑话，你们要想年轻，不需要买什么美容品，不需要涂脂抹粉。看看共产党的罪恶，唤起你的斗志和正义感，从而投身，或者至少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事业，你肯定会年轻些的。
记者：25年是一段很长的日子，这么长的时间你都在为共产党宣传写作，后来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转变，转而在《争鸣》写作，专门揭露共产党的黑暗？
温：我年轻时信仰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好感是因为对旧社会不满。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依我所见，是一个很不平等、不公平的社会，自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感到应该有一个力量能够改变这个社会。当时只有共产党大张旗鼓的宣传它们要改造社会，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要使这个社会变成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这个主张很有吸引力并使我非常尊崇，于是我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通讯社、国际新闻社，后来被调到《文汇报》，25年来一直跟著党走，开始没发现什么，一直到文革时我的思想才开始转变。
从微观的角度，我看到那些共产党人，特别是我身边的人的言谈举止根本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一个个吹捧、拍马屁、搞小动作。甚至那些很资深的共产党员，作风非常坏。从宏观的角度，我看到这个党的政权，所有的思想作风、政治行为都违法了人民性。如果说共产党当初的路是对的，它已经逐渐逐渐走入了斜路。不是从文革后开始的，其实从建党后不久就入了邪。毛泽东是个暴君，党内的斗争不断，总书记一个一个倒台，一个一个换。林彪葬身于温都尔汗是我思想的一个转捩点。林彪是毛的亲密战友，红宝书举得最高，毛与他的斗争是共产党几十年来党内斗争史的一页，而这一页很明显、突出地表现了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造成文革的祸害不但是四人帮，其实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于是在文革后期我渐渐否定了过去自己对共产党的尊崇，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个党的怀疑和厌恶。这个曾经要改造旧社会，创建人民的国家的政党，变成了一个反人民的党，一个高高在上，统治人民的政党。共产党说法轮功是“邪教”，其实共产党自己才是邪教。我觉悟得很晚，真可以称得上是后知后觉中的后知后觉。
毛死后不久，我曾写了篇“评毛才能前进”的文章在《争鸣》连载。那是77年，毛是76年死的。当时说这种话是犯天条的，因为邓小平绝不允许评毛。记得这篇专论出来后招来了风风雨雨。当时港澳办的头头廖承志通过他的秘书对我说，毛是不能批评的。这反映了整个共产党高层关于毛是不能碰的意志。而它恰恰与我的观点相反。我觉得他们完全站在了一个错误的立场上，是为了保住共产党，保住他们的政权。毛泽东是他们的神，要是他们的神保不住的话，共产党就没有了，它的政权就动摇了。由此可见共产党人，特别是共产党高层，全都出于自己的私利，不是公心。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时刻想著人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
记者：这与你当初的追求很不相同？
温：完全是两码事。
《争鸣》一出世就与中共有很大的冲突。因为当时很震撼，没有一家杂志、报纸能象《争鸣》那样，营业额从六千、七千、八千、九千、一万一直上，期期增加。尤其是后来我们还增办了《争鸣日报》。他们很害怕，又收买又打压。开始是用金钱、名誉、地位收买，收买不了就打压，我过罗湖桥就要抓我，还有很多威胁到生命的恐怖事情，比恐怖主义更恐怖。但这些对我们都没有用，他们动不了我们。共产党要左右我。党凭什么左右我？你以为《争鸣》是党刊？它不是党刊！从这就看出它们是邪的，我们是正的。尽管压力很大，我们始终坚信邪不胜正，所以不理睬他们。后来许家屯给他的接班人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说在香港有两个人最难搞，其中一个姓温。
二十多年来，除了最初的两年，《争鸣》一直是香港销路最高的杂志，不是与那些八卦杂志比，是与严肃的杂志比，在八个国家都有订户。我们感受到有一股力量在支持我们，使我们不会象其它团体那样受到经济上、政治上、甚至人身上的迫害，至少我们排除了一样限制，那就是经济上的限制。所以我说有两个上帝，《争鸣》真正的上帝是人民、是读者。
记者：国内有很多人看《争鸣》，非常出名。同时又有很多人觉得奇怪：《争鸣》的内幕消息是怎么得到的？似乎《争鸣》的记者遍布全国，特别是中南海的很多内幕消息都得到报导。
温：这反映出愿意为我们执笔，提供各种材料的朋友确实很多，很多。所以来自各方面的信息量很大。经过编辑、整理发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大部分不一定出版。共产党对此最为害怕，不光是因为真相被揭露了出来，还因为他们意识到国内有一批人在为《争鸣》提供信息，支持《争鸣》。正如你刚才提到的，读者在琢磨那些消息从何而来？他们也在琢磨消息是谁提供的？他们不断有内部的斗争，是不是对方的人提供的？姓陈的？姓王的？还是姓陆的？一句话，就是支持我们的朋友很多，所以我们的信息源源不断。
记者：有没有人因为支持你们，不受中共高层喜欢而受到惩罚？
温：有。公开的有，暗中的也有。广州有一位朋友因为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保密资料”被判了12年徒刑。所谓的“保密资料”，是邓小平关于坚持四个基本原则的讲话。三中全会之后在西单墙曾出现了一张对邓小平质疑的大字报，促成邓发表了那个讲话，讲话的中心点就是四个坚持。其实这篇讲话当时已经传达到了全国下层的干部，隔了一两天，另外一个参加了广东省政协会议的朋友也送来了邓小平讲话全文的印刷本，证明讲话已经公开了，已经印刷成文了，但居然就是因为这个拉人、判刑、坐牢。后来我们才知道，主要不是因为这个人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他是很冤枉的，其实主要针对的是我。因为邓的讲话发表不久，82年我写了篇“评四个坚持”，实质上就是反“四个坚持”，在《争鸣》连载，那是和邓对著干的。当时邓是最权威的，我这个小人物居然弄刀弄枪使得他十分恼怒，马上就定《争鸣》为反动杂志，把那个给我们提供“讲话”的朋友抓进牢里。
这是公开的，还有很多惩罚是不公开的。中国新闻社的一个主任加入了《争鸣》杂志当编辑，当时他的家人仍在北京，他要回去安排家人，希望把家人都带来香港。他硬著头皮经由深圳海关进去，但结果很糟。他们让他进去，但要接受他们的条件，给他们提供情报。这个编辑以为随便编点情况就可以应付过去，谁知事情却没完没了。安排好了家人之后，共产党控制了他，不断地找他，要他去汇报。这个同事很害怕，不敢继续在《争鸣》留任，但换了工作之后压力还是很重，本来他血压就高，后来就更高了，之后在一桩不测中把性命给丢了，这件事情说起来都很凄凉。
记者：很多人认为批评中共，尤其是揭露中共的内幕是不爱国，您怎么看？
温：问题是这个国是个什么国？共产党的宣传混淆了“国”与“党”两个概念，弄得国等于党，党等于国了。在它的意识形态里，爱国就要爱党，不爱党就是不爱国，使得人民很迷惑，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国。其实很简单，国家应该是人民的，爱国应该是爱我们国家的文化、优良的传统，爱我们的人民，特别是爱人民。如果离开了爱人民，就无所谓爱国了。而共产党恰恰是不爱人民，所以如果你真爱国，你不但不应该爱共产党，既然它把人民放在它的对立面，我们就应该把它放在人民的对立面。
记者：最近很多人关注香港“二十三条”的立法，“二十三条”立法是否针对《争鸣》的？
温：“二十三条”广义上是针对香港的自由、人权，窄义上是针对新闻、言论、信息流通的自由。《争鸣》既然致力于信息流通和言论自由，对立性肯定是十分强烈的，因此有人说 “二十三条” 是针对《争鸣》来的。我觉得未必，我觉得“二十三条”的立法重点是针对传媒的。
记者：“二十三条”如果得以立法，你觉得《争鸣》是否会受到影响？
温：这不是可以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所能考虑的是在这个局面，这么大的压力下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曾经说过“以不变应万变”，这是真的。我们的一切都不会变。我们的立场不变，观点不变，我们会始终如一地提供给读者各种信息、各种言论、各种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共产党目前这个政权所犯罪行的批评和批判，这些绝对不变。我们不变，那么视我们为仇敌的共产党会怎么做呢？这点我们无法预计。
记者：听说《争鸣》有个很明确的目标，连具体什么时间关门都定好了？
温：《争鸣》的存在就是为了揭露和批判。我在纽约庆祝《争鸣》创刊二十周年的典礼上说过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到目前还很适用。我说，只要共产党的极权制度关门，我们马上就关门。它今天关门，我们至多比它晚一个小时就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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