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当日的做法明显未依循《警察程序手册》列出的指引，手册说：“警务人员应特别让摄影人员及电视台摄影师站在有利位置，因为记者有权在公众地方摄影或录影。事发现场的主管人员应考虑设置外围封锁线以限制一般市民，并考虑设置内围封锁线，方便记者和摄影师工作。”

限制须基于特定原因

警方其后拘捕记者并将他们锁上手铐，亦与《警察通例》的规定不符。根据《警察通例》，使用手铐是为了“确保其有理由相信可能逃走的人的安全及控制该人”，或为了“保护自己或其他人（包括被扣上手铐的人）免受伤害。”不过，警方使用手铐并非基于上述原因，从警方提交立会的文件可引证：“两名传媒工作者拒绝前往划定采访区”。警方以两人“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为由拘捕他们，及扣上手铐。

新闻自由不是绝对的，亦不赋予记者无限采访权。不过，若要加以限制就必须基于必要及特定的原因，如维护国家安全、公众秩序和保护他人权利等。不过，警方当日的限制措施并不符合上述条文的要求。首先，在场采访的记者并未引发治安问题，亦未威胁其他人的安全。其次，记者被迫留在采访区内，不能清楚看到清场行动，这种限制是不必要和过份的。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将于明年底再次审视特区政府履行《公约》的情况，警方在遮打花园事件中采取的限制措施，可被委员会列为受关注事项；此外，事件亦可被联合国委任的“意见及发表自由特别报告员”视为抵触《公约》第十九条。

《公安条例》多项条文都赋予警方广泛权力和酌情权，使用武力去制服和拘捕任何在公众地方喧哗、可能破坏社会安宁、抗拒或□挠警方人员执行职务的人士。换言之，记者采访时，如果拒绝服从警方的指示，或与警务人员争论，就要冒被警方用武力制服甚至被捕的危险，并可能被控阻差办公。如果期间发生纠缠，更可能被加控拒捕和袭警。这种警权过大的情况打击了新闻自由和采访权利，亦损害记者的人身自由。

其实，法庭向来要求警方备有清晰法理依据，才可采取侵犯其他人权利的措施。如果行动超出了法定权力范围，就会变成非法。警方制服两名记者并锁上手铐，只因他们不肯进入指定采访区，这样做不但属于判断错误，并且使用过份武力，超出了合法权力范围。警方其后迅速将记者释放，兼且未检控两人，亦反映警方之前的行动是错误和过份的。

不应受到不合理干预

新闻工作者有权于公众地方采访和拍摄，不受到警方不合理的干预。公众对社会事件有知情权，尤其是关于示威和冲突的情况，他们有权透过传媒取得资讯，这是讨论公共政策所必须的。再者，传媒代表在场亦有助减少当局滥用权力的机会。记者要履行向市民提供讯息的职责，就必须有权留在新闻现场，并进行采访报道，当局应尽力协助，而非不合理地阻拦。特区政府捍新闻自由和公众知情权责无旁贷，任何不合理和过份的限制都可能违反《基本法》和国际人权法，并树立极坏的榜样。

(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