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日趋虚弱的时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泽东。她在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衣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江青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拒绝。

　　江青觉得，应该抓紧时间撰写她的回忆录。每天早上，读过毛的书后，她就坐在摆有纸和笔的小桌旁。情绪高兴时，为了修正历史的记录，她还会就自己正在写作的手稿题目争求护士的意见。“《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怎么样？”她问护士，或者：“《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她还会想到更富有挑战的题目：“《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

　　五月十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是没有允许她这样做。五月十二日，因为听了江青的情况，李讷和她的丈夫来到医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绝见她们。五月十三日，她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三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路线，同时江青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五月十四日凌晨一点三十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将近三点的时候，虚弱的、绝望的江青从卧室爬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在铁架上。她用被和枕头垫在下方，以便自己能够得到打结的手帕。她将头伸进绳套，接着又踢开身下的被子等物.......

　　三点三十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护士和医生匆忙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曾经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白骨精”，在她七十七岁的时候死去了。她的尸体重一百零四点七磅，比三月十五日进这家医院时轻了三点一八磅。

　　当天下午，李讷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不知是出于李讷的意思，还是因为中央办公厅官员的支持，李讷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以后的五月十八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李讷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其他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李讷要求把骨灰盒送给她。这时，全中国和全世界对江青的去世是一无所知。一九九一年六月初《时代》周刊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消息。《时代》周刊报道说，据六月一日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说，江青“上吊自杀”了。消息还说，咽喉癌是她自杀的原因。几天以后，六月四日晚十一时，中国政府证实了《时代》周刊报道的主要内容，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改判无期徒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

　　公告没有概括江青的一生，没有提及她曾官居高位，也没有提到她曾是毛泽东长达十八年（编者按：原文如此）的妻子。如果学校的孩子读到这则刊登在《人民日报》第四版角落里消息，他们不会想到，这个女人曾是毛泽东的夫人。

　　如果西方记者没有受到《时代》周刑这一未被证实的报道的刺激，而反复再三地向中国各官方机构提出江青命运的问题，这一消息可能永远也不会公诸于世。假如中国政府曾经决定宣布江青死亡的消息，而拖了几周才这样做，那就是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实际需要方面的考虑。另一种拖的原因可能正如香港一家报纸后来引用公安部来源的消息报道的那样，需要调查江青的死亡是自杀还是有其它原因。这家报纸写到：“政府高级官员指示说，在调查结束之前，不要公诸于众。”

　　中国官方公布的消息称，江青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一直是保外就医，事实上，在这个日期之后三个月，司法部一发言人还说，江青年初曾提出希望离开监狱改为监外服刑的请求被驳回，一九八八年，官方新闻媒介几次提到江青仍在狱中服刑。一九九一年一月，一份大陆报纸在报道江青的近况时还说：“她被关在一间二十平米的小屋里，房间装上特制窗户，以便透进光线，同时，警卫也可以看到她，而她是什么也看不到的。”无论江青从监狱到医院，还是到软禁，这中间是怎么来回转换的，说她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起一直就是“保外就医”，这是不确切的。

　　三十年代，因为与唐纳发生纠纷，江青谈到过自杀。一九七六年被捕后，绝望使她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一九八四年九月，因拜谒毛泽东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为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一九八六年五月，因为对处境不满，她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感到了绝望，对自己的咽喉癌，以及对自己的处境和前途，对自己与女儿的关系，等等，这种心情同时又受到负责她这一案件或看守她的人的刺激。除此之外，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青已经在精神上做了准备，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认为邓小平已经放弃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绝望的心情加上她的“对毛的忠诚”等个人的政治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她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她自己也已毫无前途，因而走上这条道路这并不奇怪。

　　“住口，江青”（法庭审判－－１９８０年末）

　　江青关在秦城监狱。一位曾在此服过刑的犯人说：“那里没有人，只有阎王和幽灵”。在这里，犯人被单独关押，不给牙膏，以免吃牙膏皮自杀。但是，到了一九七七年底，绝望的江青企图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把脑袋往墙上撞。但是，在她房间里安装的橡皮墙，再加上门外窥视口的不断监视，粉碎了江青的自杀企图。江青爱吃包子，不管是甜的、菜的，还是肉馅的，她都喜欢。一天晚饭时，江青偷偷地把两个肉包子塞进袖子，准备留作夜宵吃，被看守发现，看守她的警卫喊道：“把包子放回去！你只能拿你现在吃的。”江青羞愧万分，把偷拿的包子放回原处。江青醒悟到，她将面临一场“三堂会审”，是一种京剧式的审判，其目的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复仇。她向检察官指出：“我现在不是政治局委员了，我只是毛泽东的夫人，我还有另一个角色是被告，仅此而已。”检查官们走后，江青浏览她收到的材料，她注意到，“四人帮”的排名是：王洪文第一，张春桥第二，她第三。她对警卫喊道：“为什么我不是第一？”

　　在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一年，陈云接管了江青的案子，四十一年前，江青在延安设法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时，陈云与她谈过话，接下来是彭真在一九八零年夏负责对江青作审判前的讯问，彭真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对手，江青现在呆的地方就是他当时的牢房。

　　“被告江青在一九七四年秋阴谋阻止邓小平当副总理”。这是十一月二十六日，特别法庭终于开庭。三十五位法官及六百名特邀代表正襟危坐，地点是坐落在北京正义路的中国公安部礼堂。江青身穿素色套装，依然镇定自若，从笼子似的被告席围栏里可以看见她的手，指头在从容地活动着，一张一合，帮助她放松下来。她在控制自己。她的策略是保持“尊严和理智”；这第一条指控是容易推脱的－－中国人民肯定能理解政治斗争与刑事犯罪之间的区别。

　　一个证人出来作证。“谁指使你去长沙向毛主席汇报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活动的？”这个人哭丧着脸答道：“江青下的指示。”这个证人就是王洪文！他比江青小三十二岁，他要想着未来，所以背叛了江青，承认了一切指控。江青静心听了一会儿年轻同伙的诉说，翻起白眼瞪着王洪文。王洪文作证时，她大喊要去厕所，审判中断一会儿后，王洪文未在法庭上重新露面，这时，江青那种当王当主子的态度忽然又闪现出来，她吼道：“他在哪儿？王洪文在哪儿？”作为江青反邓小平和周恩来活动的证据，张玉凤写的证词在法庭上读了，当检查官宣读张玉凤写的“四人帮”极力要挟毛的证词时，江青坐得笔直，盯着前面、方正、白净的面孔像一座雕塑。张玉凤没有到庭。

　　毛泽东晚年的两位年轻翻译唐闻生和王海容出庭作证。这时，江青开始对她表现必须良好的许诺犹豫不决了，唐闻生说：“我们马上就看透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江青挤眉弄眼，嘴撅得老高，歪着脖子，盯着天花板。王海容也发言说：“毛主席对江青很生气。”江青喊道：“我要发言！”可是庭长没有让她说话。一九八○年十二月三日上午，江青大步走进法庭。她抚平衣服，理理头发，弯腰坐椅子上。每位公诉人和证人面前都放着一杯茶，而江青面前只有一排麦克风。公诉人一再声明，江青要对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和夫人被囚禁十二年负主要责任，每个证人都带来一大批对江青不利的证据。

　　证人中包括刘少奇的厨师郝苗，他曾在狱中呆了六年。“我要发言！”江青刺耳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住口，江青！”一位法官喝道。“住口，江青！”六名法官异口同声地喊道。公诉人拿出有利的证据。江青曾指使搜查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家，以寻找他们“犯罪”的材料。江青摘下眼镜放在右手中一挥，打断了江华庭长的话，她向法庭反问：“抄他们家值得大惊小怪吗？告诉我，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抄过我的家？”她不顾一切地接着又说：“破四旧ㄖ泄仓醒胍痪帕臧嗽孪麓锏囊幌钪甘荆┍厝坏贾鲁遥馐歉锩卸！?

　　检察长黄火青说，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人大代表未经全国人大或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不受逮捕或审讯。那么，你江青有什么理由剥夺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自由？江青仰头靠在椅子上，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当公诉人提到她三十年代的活动是“反革命活动”时，江青像只熊一样蜷缩着，盯着椅子。过后她又跳起来，“这些反革命活动是什么？”她对着法庭咆哮着。法官没有说话。当然，空气中的火花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她作为“蓝苹”的私生活点燃的。江青想保持“冷静”和“尊严”的打算落空了。五次开庭把她拖垮了。在等待下次出庭时，江青决心把毛当作她的辩护的靠山。

　　“江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江青透过她的金属眼镜框盯着这位法庭庭长。江华似乎吃了一惊，但一会儿之后又冷静下来。“可以，你问吧。”“法庭是不是刑场？”江青说话就像律师开始盘问证人一样。“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内伤，现在我的右手都抬不起来了。”她把她把左胳膊缓缓地放在右臂上，法官们在椅子上坐立不安。“还有一件事，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想妨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作为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江青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

　　当她讲到毛，就有一位法官插进来阻止她。江青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江青投出一颗炸弹。“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上又是大乱。江青在叫嚷中又吐出一个信条：“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礼堂，这时听众们鼓起掌来。

　　骚动的监狱生涯（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十名罪犯并排站在特别法庭上，像你笼中的困兽一般，聆听对他们的公开判决，张春桥和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其他人的判刑则较轻。

　　一周以后，彭真来到秦城监狱看望江青，她提出两个请求：一是要写回忆录；二是要面见邓小平和华国锋。彭真回答说：国务院会考虑的。他并告诉江青，必须干一些体力劳动。而江青则希望逃避通常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说自己很喜欢做布娃娃。彭真回答说：国务院不反对。据监狱方面的人说：“她三天就能做一个布娃娃，样子很好看。她一边缝布娃娃，一边哼曲子。她喜欢听收音机里的新闻广播，吃饭时还很有兴致地与女看守聊天。”

　　一九八一年底到一九八二年初，江青变得不太驯服。她拒绝写每月一次必须完成的检查（王洪文在另一座监狱，他的检查总写的比要求的多），她开始在监狱的墙壁上写抗议的标语。有一天，她写的是：“不怕杀头。”看守们洗去标语，并警告她再不要这样做。第二天，她开始在自己制作的布娃娃上绣上她的名字，这样，她制作的布娃娃也就不能再出售，而是被一个一个堆在仓库里。

　　一九八三年一月，江青的两年缓刑期已满。尽管胡耀邦和彭真都曾在一九八二年对外界提过江青的强硬态度，中共还是宣布说（依据法律要求），对她认罪态度作了调查。“她不再公然反对改革”。于是，北京没有处死毛的夫人。

　　事实上，江青一直是拒不服从，她对一名看守说：“我没有什么遗憾的，我认为我已经完成了要做的事。”

　　如果说江青没有什么遗憾的话，她同样也没多少可以期待的东西。她时常对看守发出抗议性批评，或者写信给她以前在政治局中的同僚。

　　一九八四年春，四十五岁的、离婚很长时间的李讷，来到秦城监狱看望她的母亲，并和她谈了自己准备再次结婚的打算。江青问：“这个人知道你是谁吗？”李讷回答说，她的男友王景清在军队工作，很清楚她的家庭背景。江青讪讪地：“你现在是双重身份，既是伟大的革命导师的毛泽东的女儿，同时又是最大的反革命江青的女儿。”

　　作为江青的女儿，李讷生活很不易，不过，在邓小平时期，李讷比她母亲的处境要好一些。王景清曾在中央警卫团工作，李讷她们结婚时，收到杨尚昆送来的一盒糖果和一条床单。

　　一九八四年，江青讲了一些关于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的好话。自她被捕八年来，这还是第一次。谈到她的对手和这些八十年代中期的继承者，江青说：“邓小平、胡耀邦是讲道理的人，我每次给他们写信，他们都有答复。”江青通过女儿李讷对这些“讲道理的人”又提出新要求，而这个要求就不易答复了，她说：“我老了，什么都不能做了。我想，最好能让我出去服刑。毛主席也不会把任何人关很长时间的。”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请求。同时，她还说：“要是能出狱，我想住在中南海的那一座老房子里。那里空气新鲜。”听这口气，似乎她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夫人。结果这一请示遭到拒绝。但是，可能是因为胡耀邦在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作出的决定，整个八十年代后期，江青在监狱外边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从一九八四年五月起，江青可能就很少呆在秦城监狱。她总是定期到复兴医院、公安医院和三零一医院治疗喉癌和其他疾病。还有可能一度被转移到另一个监狱，并有可能曾在李讷家中住过一段时间。

　　在江青的一生中，八十年代后半期，可能是她读书最多的时期，绝大多数的书都取自她自己拥有一万册书的图书馆，由李讷带给她，现在，这些书都堆在李讷的家中。

　　八十年代后期，江青的造反精神似乎有所复活。

　　母亲和女儿经常争吵，当两个女人因互不满意而吵个不休时，李讷的丈夫王景清总是尴尬站在一旁。有一次江青要李讷给领导人写个便条，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当李讷说她不能这样做时，江青异常愤怒，咆哮着把李讷夫妇带给她的西瓜摔了一地：“连你都不管我了，没有良心。”江青似乎更喜欢李讷的丈夫王景清，特别让江青高兴的是，王与她一样，也是书法爱好者。她常常兴致勃勃地怀王景清谈论书法，而李讷则僵直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言不发。

　　江青的健康每况愈下，被捕已经十二个年头过去了。从前的支持者依然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自己也依然没有任何可能重登宝座的迹象。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毛泽东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江青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得到允许，组织全家聚会来纪念纪这个日子。但是，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听到要求被拒的消息，江青一口吞下五十多粒安眠药片。在毛泽东九十五周年诞辰这一天，他仍在世的亲属作了一次为数极少的公开露面，李讷、李敏和毛岸青（三人同父异母）分别携带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里－－唯独没有江青。

　　一九八九年三月底，江青结束了软禁生活，重又回到监狱。因为咽喉癌需要接受治疗，江青时常乘坐一辆灰色的小货车往来于监狱和医院之间。医生建议她切除部分咽喉，遭到江青的断然拒绝。她害怕自己因此再也不说话。

　　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后，这一年绝大部分时间，江青都呆在监狱里。她织毛衣、读书、看报、看电视。一篇带敌意的报道说：“监狱的看守发现她笑得很怪，便问她感觉怎么样，她一脸莫名其妙的说：“这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中央领导层决定，允许江青恢复软禁生活。听到这一消息，江青提出，要么回到中南海毛的故居，要么回到她七十年代的住处钓鱼台十七号楼。当两项要求均遭拒绝时，江青绝望地用手在脖子上抹了一下，说明她有自杀的想法，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两层小楼，并有陪同护士一起居住。这一安排，是为了江青每周一次到公安医院接受治疗。一九九零年初夏，《华亚》（ＨＹＡＹＡ）杂志报道了江青的言论，说明她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感到后悔。《华亚》杂志还报道说，江青写东西的热情很高，当有人问她写作主题时，她会“狡黠地一笑”，然后嘲讽地说：“等着瞧吧！”

　　一九九零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江青母女之间的关系更加趋于冷淡，李讷夫妇去看望江青的次数和同她呆在一起的时间比以前都少。

　　江青在根本的问题上仍无悔改迹象。一九九零年七月，一份限于《人民日报》记者内部传达的秘密文件说，江青依然密切地注视着政治的动向和人物的更替。文件说：“她野心不死。”

　　简介：

　　江青，1914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街，取名李进孩，乳名二妮。祖父李纯海，父李德文，母李栾氏。1921年夏，考入山东省诸城女子学堂。入学时，学监薛登焕为其改名为李云鹤。

　　1926年，因侮辱修身老师，被学校开除。同年，父亲李德文病故，母亲带她到天津同父异母姐姐家暂住。

　　1926—1928年，在天津闲居，曾在天津英美烟草公司烟厂当童工三个月。开始爱上京戏，萌生了当演员的念头。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杀害，李云鹤于姐夫王克铭调防前离开天津市，到济南投奔堂叔李子明。

　　1929年夏，考入赵太侔与王泊生创办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习戏剧表演。

　　1931年春，因经费困难，韩复渠下令解散实验剧院。李云鹤随王泊生到北平参加晦鸣剧社，演出京剧折子戏，因失败返回济南。

　　1931年5月，在济南与裴明伦结婚。

　　1931年7月，与裴明伦离异，到青岛投奔赵太侔。

　　1931年7月—1933年4月，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并同时半工半读。与俞启威（黄敬）相识、相恋、同居。

　　1933年2月，由俞启威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4月，俞启威在青岛被捕。下旬，李云鹤经赵太侔的夫人、俞启威的胞姐俞珊介绍，前往上海，由此失掉组织关系。

　　1933年5月，由田汉之弟田洪介绍，到上海大厦大学做旁听生，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引起左翼教联注意。

　　1933年7月，由田汉及其弟田源介绍，到陶行知所办晨更工学团工作，化名李鹤，在沪西郊区小学任代课老师。俞启威出狱后曾来探望。

　　1933年9月，在纪念“九一八”两周年时，参加演出话剧《婴儿杀戮》。此剧演出费用由陶行知先生资助。

　　1933年10月，由陈企霞、王东放介绍，在左翼教联参加共青团，成为左翼教联正式盟员。

　　1933年10月，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话剧团体，演出《锁着的箱子》。经同学魏鹤龄介绍，认识了赵丹、顾而已、郑君里等影剧界人士。

　　1934年元旦，参加拓声剧社，演出话剧《天外》。

　　1934年9月，与共青团交通员阿乐在兆丰公园接头后，在曹家渡被捕入狱。

　　1934年12月，经教联求保获释。

　　1935年1月，到北平与俞启威同居。

　　1935年3月，回到上海，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并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剧人剧社的演出，改名蓝苹。

　　1935年6月，在上海演出话剧《娜拉》，受到好评，结识崔万秋，并与之来往频繁。

　　1935年，在“电通”参加影片《自由神》及《都市风光》的拍摄，除任配角外，兼任美工助理、场记。

　　1935年9月，与“电通”同事、影评人唐纳相爱同居。

　　1936年3月，组织“三八”节游艺活动。

　　1936年4月，在杭州六和塔下，由沈钧儒证婚，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同时举行集体结婚仪式。参加者还有郑君里、李清以及摄影师马永华。

　　1936年6月，谎称母病，离开上海到天津找黄敬（即俞启威）。

　　1936年7月，唐纳在济南第一次自杀，获救。

　　1936年7月，蓝苹与唐纳双双回沪。蓝苹加入联华影片公司。

　　1936年7月，参加演出费穆导演的影片《狼山喋血记》，扮演片中刘三之妻。在《联华交响曲》组片之一《两毛钱》中饰一女佣。

　　1936年8月，与王莹在“业余剧人”中争演《赛金花》。

　　1936年9月，金山、王莹等组建四十年代剧社，10月公演《赛金花》。

　　1936年9月，与章泯开始相爱。

　　1936年12月，“业余剧人”排演《大雷雨》，章泯导演，蓝苹饰女主角卡特琳娜，1937年2月公演。

　　1937年2月，蔡楚生导演的影片《王老五》开机，蓝苹饰王老五之妻。

　　1937年5月，《大雷雨》第二次公演。5月30日，唐纳第二次自杀，获救。

　　1937年6月，章泯与其妻肖琨协议离婚，与蓝苹正式同居。

　　1937年6月，被联华影片公司解聘。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中旬，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章泯与葛一虹相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