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记者曾问钦本立，“你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用过一个比喻：‘打擦边球’，即在界内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运作到当时所允许的最大限度。可是您是怎样掌握这个‘边’的？”
钦本立回答道：“应当承认，中国新闻界长期存在‘舆论一律’的束缚，有些限制不会合理，新闻自由是有限度的。这有历史的原因，也与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政府官员对新闻自由的认识有关。正因如此，新闻界才有不断突破框框、突破禁区的任务，才提出了新闻改革和制定新闻法的问题。显然，这需要时间，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经济导报》坚持有利于改革与开放的基本原则，把握住一个‘度’，即把我们的报道推进到可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把‘风险’减到最低程度，同时把握住一个‘时机’，即随著新闻自由的不合理的限制的被突破，即时扩大报道的范围和深度。当然，在有些人看来，《世界经济导报》有时把球打出了‘界’，但《世界经济导报》的生存与发展本身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到了一九八六年，《世界经济导报》通过《读者论坛》和《读者议政》等栏目，逐步体现了钦本立增加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编辑意图。各种观点和建议，直指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敏感焦点。事实上，《世界经济导报》在钦本立的领导下，已把中国新闻改革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同时，也为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推出的政治改革方案作了舆论准备。大陆新闻界的一位权威人士赞扬钦本立打的擦边球，把新闻改革和开放的这张球桌，越打越大了！
同时，钦本立自己对中共一党专政的极权式统治，也进行了越来越大胆的抨击。后来成为他的一条主要罪状，就是那时他在接受香港《镜报》杂志采访时提出的一个观点，‘党领导一切的观点必须改变’，他质朴的问道：党难道还能领导太阳吗？
“开顶风船”触礁记
一九八七年初，中国的改革形式开始逆转，北京的老人以学潮为借口，通过非正常程序把胡耀邦、朱厚泽一批开明的领导人赶下了台；并开始清查《导报》对政治体制改革所作的报道。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条件下，钦本立不改初衷，只是在战术上作了调整，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归列在学术版上，在标题上作淡化处理，并加强苏联东欧改革的报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连载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专栏文章《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意图“用二十一世纪的思想来换换读者们的脑筋”；利用各种渠道，采访国外的高级官员，用老外之口来表达《世界经济导报》的观点，并且继续突破外交部对外事新闻采访活动设置的禁律。有一次，《世界经济导报》在同一期上同时刊载了英国前首相希思访问《世界经济导报》社长钦本立的谈话、和本报记者采访瑞士首相卡而松、东德首脑昂纳克的报道，令大陆同行啧啧称奇，羡慕不已。
钦本立这种有进无退的“开顶风船”的态度，令中共高层的僵硬保守派极为不满，左王胡乔木指斥《导报》完全在搞政治阴谋；邓力群则表示：什么经济《导报》，完全是一张政治《导报》！他们终于在是年二月二十三日，《世界经济导报》第三二八期头版发表的记者综述《克里姆林宫频频吹出改革旋风》一文上找到了茬，批评《世界经济导报》“任意对苏联领导人及苏联的改革公开品头论足”，“尤其在国内展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时候，’综述‘突出报道了戈巴卓夫扩大民主，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仁慈态度等在政治上容易引起消极影响的内容，在国内外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在反改革政治保守派的巨大压力下，被视为《世界经济导报》后台老板、当时任中共代总书记的赵紫阳也不得不作出让步，批评《世界经济导报》继续违反外事纪律，必须追究处理。尽管他把对手称之为“政治阴谋”的《世界经济导报》，局限在“违反外事纪律”的一般性问题上，当时上海比较开明的市委书记、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芮杏文，也表示《世界经济导报》可以边整顿，边出报；但已经由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宣传部，还是派了以副部长龚心瀚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开始整顿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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