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几个我所知道的与"六四"多多少少有些关联的小故事：

十三年前的六月四日早晨，北京。"平暴"的硝烟尚未散尽，在北师大附近，一车军人缓缓驶过，恐惧之感尚未压倒愤怒之情的市民拥上，怒骂"屠夫"、"刽子手"，但一名学生从驾驶室中探出头来，向市民高喊："不要骂了，他们拒绝执行开枪命令，并向学生缴出了枪枝！"市民改而冲上前去，与士兵热烈握手，我亲眼看到一些唇间刚长出绒毛般胡须的士兵眼中噙满了泪水······

事后，我曾把这一幕描述给同事听，无人相信，当我出示当时拍的照片后，同事们唏嘘赞叹，但又都为这些士兵后来的命运捏一把汗······

"六四"事件后第二天，遇到一位当时在中共高层机关工作的朋友，他是东北人，性格开朗、粗犷，个子将近一米九，研究生毕业，在那个十分要害的机关工作了三、四年，"六四"屠城那个晚上，他曾亲眼目睹学生、市民被杀，与我谈起当时的情景，这个大个子竟像个小孩子，泣不成声······

我至今难以忘怀这个东北大汉当时脸上的表情，也一直在琢磨他后来的仕途发展究竟如何······

我有一个曾共事两年的女同事，其丈夫是八十年代在中国颇为有名的学者方觉，他曾参加过民主墙时代的民间刊物、学生竞选等活动，但后来与运动中比较激进的一派分道扬镳，甚至有人说他已被当局"招安"。我曾经采访过他，谈起与他有分歧的一派，他一脸不屑。"六四"枪声一响，据说他一度颇为消沉。但后来又听说他弃学从政了，还当了级别很高的官。世纪之交，这位从政颇为成功的前学者突然公开接受境内境外传媒的采访，冒险痛陈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为此不仅丢了官，还丢了自由······

最后一个故事涉及"六四"前曾经在中国理论界引起大争论的"新权威主义"学说的主要鼓吹者吴稼祥。当时他的主要观点是：中国要实现从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需要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披荆斩棘的"新权威"人物，而非过早和不成熟的民主制度。"八九学潮"发生前，我去过他家，在讲明采访来意之后，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原来他是中共一个非常核心的机构的不小的官员。当时，我感到我似乎搞懂了他为什么提出这个学说。

但不久，学潮开始，听说他曾介入，戒严令宣布后，他还提出了支持学运的辞职信，"六四"枪响后，他被抓进了秦城监狱。出狱后，他曾经"下"过一段时间的"海"，但据说经商并不是太成功；再后来，他出国修学，论述颇多，其中一些文章详细描述了他从"新权威主义者"转变成一个主张民主的"联邦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六四"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十三年过去了，虽然"六四"话题在多数中国人的口头上已不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在他们的心头上，却是一个永远隐隐作痛的伤口。"六四"又是一个分水岭，许多人的成熟、转变、颓废、振作可能都与它有关，即使在中国的党政军机构中，"六四"也在许多良心未泯的官员和军人心中播下了民主的种子。

民主是一种"纠错机制"

然而，经历过"六四"事件之后十三年来的种种人事沧桑，有些人因目睹"六四"话题的冷热兴衰进而怀疑那场八九学潮所追求的民主目标，还有人则从质疑海外民运人物的道德操守进而否定民主运动本身，这使得民主专制谁优谁劣这个似乎已不再需要论证的问题，在今天又变成了一个并非庸人自扰的问题。

记得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有一句名言：民主制度是除了专制制度之外最不好的制度。

这听起来像是一句绕口令。其实，邱吉尔的这句话在中文中有几种译法，但我却偏爱这个像绕口令的译句。

其实，说白了，邱吉尔的意思就是：民主制度比专制制度好。

但这种概括似乎又没有充分地表达出邱吉尔想表达的意思。其实，邱吉尔想强调的不是"好"，而是"不好"：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都"不好"，但在找到"完美无缺的"制度之前（能否找到亦颇成疑问），人类也只能"两害相权择其轻"。

邱吉尔本人生活在民主社会之中，出入于议会内阁之间，深知这个制度的缺陷，故有此言；但他又同时目睹红色苏联之崛起，身历两大阵营之对抗，熟谙民主专制的利弊，故有此比。

的确，民主制度也存在着许多缺陷，也经常出错，但民主制度中的定期选举、三权分立等机制实际上就是一种"纠错机制"，它与专制制度的权力不受制约、小错往往演化成大灾等固有症状相比，优劣高下，不言自明。

（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