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乌金镇大峪村是中国北方典型的农村，胡文海世居于此。该村支书记等多人贪污公款五百多万元的行为，令胡文海不满，在征得村民一百多人的签名和相关证据后，向上级举报村支书记的贪污行为。相关资料被压在乌金纪委和榆次区公安局等处，令他心生绝望，采取极端手段，表达其不满。

文章指出，起初胡文海知道举报材料被压在区公安局时，曾多次找公安局经济侦察大队长催促办案，大队长先以“没有办案经费”搪塞，后在胡文海表示自己垫钱后，又以“人员不够”推托，令胡文海等人求诉无门。

胡文海被判死刑前的最后陈述说，“四年来，我和村民多次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一些官老爷给尽我们冷脸和白眼，我们到那里去说理？谁又能为我们作主？我没有办法，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权益”。胡文海怒杀贪官后，在法庭上多次表示其杀人行为是为民除害，在场村民对此报以热烈掌声。

文章认为，胡文海事件的产生，不在于农民的“野蛮”，而在于制度的“粗放”。胡文海持枪杀人是违法行为，也会受到法律惩罚，但是要问，到底是谁逼得胡文海枪杀十四人？如果没有山西地方政府对待村民举报贪官问题置若罔闻，胡文海又何必当“义士”。对此可悲案例，当局应认真检讨制度上的缺失，赶快行动起来，不要再逼出第二个“胡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