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回敬美国，中国政府随即发表了一份《2000年美国的人权报告》，反唇相讥，指美国“漠视本身人权，充分暴露了假人权卫士真霸权主义的面目”。所举美国侵犯人权的例子，是几次发生的美国校园枪击致命事件，政治竞选中的捐款问题，以及美国监狱人满为患的现状等。

这种“对等谴责”的锦囊妙计，是北京侵犯人权而被国际社会谴责多年后，恼羞成怒，于去年灵机一动所发明的盾牌。旨在把水搅浑，混战一场，摆脱被审判的地位；以达“大哥莫说二哥，双方差不多”的舆论境界，以收“被谴责的平等地位”之效。

妙哉斯策！谁说中南海智商不足呢。过去姑无论，起码今日是大有长进了。

不过仔细研读之后，却仍有些杞人忧天，生怕北京“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让我们试比较两份报告的下述基本区别。

第一，侵犯人权的主体，在中国，为政府；在美国，则为其他公民。在中国，人权侵犯者论“功”行赏，官居高位; 在美国，人权侵犯者则被绳之以法，以讨回社会公义。

第二，美国的“人权问题”，是美国各种媒体大量披露，大加鞭挞的。而中国的“人权问题”，却从不见诸中国的报刊(北京侵犯人权的资料，是人们冒了极大风险，千辛万苦泄漏透露出来的)。如果谁胆敢披露，立即取缔，谁胆敢声张，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入狱。而这本身就构成又一项严重的人权侵犯。

第三，美国的主要媒体(也包括中共出资在美国办的媒介)，公布了双方的报告，而中国的公开媒体，却只单方面公布了北京的报告，对美国报告的内容却讳莫如深。人们只需要求向两国国民公布双方的控诉资料，就足使北京难堪了。

第四，人们期待，北京既然如此关心美国人权状况，理应在今年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以此报告为据提出反控诉，谴责美国。但是看来这一期望肯定落空。因为受到与会者嘲笑的滋味毕竟不太愉快。这就将坐实北京自己也并不认真看待它自己的“报告”，只是在被千夫所指之后的恼怒的阿 Q 式反击而已。

实际上，众所周知，国际社会关注某国的人权状况，首先主要是关注该国政府是否侵犯了其国民的人权，其次，该政府是否存在对公民人权的保护措施。如果某国独立的司法制度能够惩治、新闻媒体能公开揭露社会上的人权侵犯，那么可以说该国存在反对人权侵犯的自动机制——法治。这一机制比国际的关注更及时有效。只有在那些政府凌驾法律之上的极权或专制国家，国民人权被政府侵犯后无处申冤，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的国家，才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对象。

如果某家家长在残酷殴打虐待自己的子女，邻居出面干预，要求其善待子女。这位家长恼怒反驳说，你家老三与老二曾经打过架，虽然你已经处罚了他们，但还是最好先管好自己的事，休要干涉我的“家政”。

这就是北京报告书的“逻辑”。

阿弥托佛。如今，联合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已被北京的“全国人大”通过了。于是，另一套逻辑——国际通行的逻辑也在中国出现了。面对如此两种不同“逻辑”并存的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让公众评头论足。国际目前需要密切关注的是，这一北京政府已批准的公约是否已经公布在中国的报刊上了。倘如此，就有了两种逻辑公开对话的可能。虽不敢说“光明所至，黑暗自消”，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僵局总不至万世长存了吧？

转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