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人的勤恳、机灵，如果只是一些专业、技术性等领域的问题，则用不了多少时候即可解决并和外国银行并驾齐驱；但偏偏今日大陆金融问题却是病根深重，牵涉到的何止是权势、既得利益族群，更主要的是整个经济体制，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最后不只冲击到金融体制，甚至是社会制度。

　　金融业第一个被冲击到的是保护伞。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成员国除特殊理由，不能另设藩篱，中共虽然是用“开发中国家”加入，但缓冲期最多也只有五年，而且在这五年中，要逐步修改内规，放开管制，允许外资实行和大陆金融业一样的国民待遇。试想，以大陆目前金融业坐等存款、听命贷款，做垄断生意的经营方式，一旦失去保护伞后，将如何与境外同业竞争？

　　黄先生是一位初到上海的台商，他到银行去办存款的第一天，就深感不便，首先他忘了带老花眼镜，勉强找了个光线很好的地方，又发现要填的表格上，很多简体字让他看不懂，他想找一位职员帮帮忙，正式职员全坐在厚厚的密封式防弹玻璃后面，而拉门的、扫地的又不懂怎么填，保全说他职责在身，无以分身。好不容易让其他客户你指点一下，他插一句填完了表格，送到柜台前，面对著防弹玻璃中的小姐，直著嗓子对里面讲话，而里面的小姐却以麦克风对外轻松的发言，经过了好一阵折腾，黄先生总算办好了手续，也拿到一本新存折，但小姐告诉他，提款卡必须要等一星期后才可以拿到。至于具体是那一天，她也“吃不准”。

　　黄先生说，上海是大陆的金融中心，也是金融业最发达的地区，银行硬体看上去和台湾大致相同，但却没有老花眼镜、没有茶水，没有服务人员，没有相关资讯，座位也没有几个，反倒是很多盯著人的保安，给他的感觉不像是服务业，而是政府机关，不是银行在赚你的钱，而是你要拜托它。黄先生说，基本服务尚且如此，深层的服务如贷款、兑汇、提供衍生性金融及资讯等等，就更不可能了。他怀疑国外金融业进人中国后，还会有人走进这样的银行。

　　事实上，黄先生了解的还只是表面现象，更严重的是，大陆金融业还有一屁股烂帐，总额高达存款额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二。中国最大的四家银行不良放款，到今年九月时，达到一兆八千亿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已透过资产公司处理了的一兆三千亿不良放款。逾放比如此高，而经营方式有如此呆滞，北京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即明确的表示，大陆金融体系中最脆弱的就是银行，因为它其实不是真正的企业，而是中共行政体系的附属物，要不是如此，按市场经济早就倒光了。他并直言，这样的金融业难以与国际金融集团竞争。

　　而另一位叮嘱不要公开姓名的学者说，他在演讲谈到此一问题时，问下面听众“如果有选择，你们会把钱存到花旗银行还是国有银行？”听众的答案无一例外的是“花旗”。

　　但也有人指出，中共总理是金融方面的行家，他正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金融体制，相信在一、二年内就可以见到成效，改变目前的窘况。

　　对此说法，大陆另一位经济学家何清涟表示存疑。她指出，把这种大事寄托在个人身上，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因为人是制度的奴隶，国际上原来也曾对朱镕基个人估计过高，但现在的事实说明，老一代打天下的政治强人去世后，现阶段领导者个人不具备与制度抗衡的力量，他们只能选择小修小补的改革，却不能对体制进行大规模及深层次的触动。

　　大陆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已迫在眉睫需要改革的深层次金融问题包括：改变国家对银行百分之百的控制（包括人事）。放弃行政干预银行利率的上下限。放开银行业务自主权，不再承担指定性、任务性贷款（国企、权贵）。银行资讯透明化，使客户和银行能双向了解，以保障客户和银行的权益（目前银行资讯仍为国家机密）。政府应站在监督的角色，严格执行金融制度的管理。

　　据熟悉大陆金融作业的人士指出，当这一切都未曾实现前，大陆银行入世后简直有如一座活火山，而这座火山的爆炸点，很可能就是股市。他表示，几十年来，国有企业都是直接向银行领钱，进入市场经济后，国有企业效益一落千丈，发不出薪水，仍然由银行调拨、借贷。其后，政府发现国企像个无底洞，不良放款已成为天文数字，就想出将国企包装上市，通过股市圈钱，化解银行风险。

　　股市行情好，大家倒也不觉得，如今股市迈入熊市，问题就日渐浮现。大陆有不少专家预言，如果上证指数一旦跌破一千五百点支撑，就有可能直贯而下，届时银行业不合法手段入市炒股的七千亿资金将血本无归，到那时不只是银行要跳脚，企业要跳楼，老百姓可能也要上街。而现在的难处是，股市盘跌不休，资金抽不出来，而列强的金融业大军，却正向中国全面开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