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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十九日訊】世界上有很多作家，寫作姿勢也千姿百態，有爲財富的，有爲名譽的， 有爲精神文明建設的，有爲發泄的，有爲愛的……除此之外還有一種人， 他的寫作是爲了信仰，生活的信仰、宗教的信仰、或者──政治的信仰。 信仰的崇高和堅定，使寫作成爲噴油井般不可遏制的衝動、成爲生命本身 的需要。當寫作給他們帶來傷害時，他們不是停止寫作，而是採取另一種 寫作方式──或者轉入地下，或者流亡海外。 諾貝爾文學獎所偏好的就是這樣一種寫作姿態。 剛剛獲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旅法華裔作家高行健所持有的正是這樣 一種姿態。 高行健，1940年1月4日生於江西省贛州，寫過詩歌、戲劇、文藝批評 等作品。1962年從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畢業。在十年文革的動盪歲月裏， 他提着一箱子書稿進了幹校接受再教育，又經歷了上山下鄉，早年的許多 作品都被銷燬。1983年，又遭醫生誤診患上癌症，1979年出國。高行健的 許多作品都由於種種原因被封鎖。他在1983年的劇作《車站》引發官方的 反精神污染運動，86年的作品《彼岸》被禁後，他在國內再也沒有作品。 1989年，他的所有作品全面被禁。高行健於1987離開中國，並以政治難民 的身分定居法國巴黎，並一直孜孜不倦地從事中文和法文創作，1992年， 法國政府授予他藝術與文學騎士。他目前是法國公民。 特殊的經歷也許註定了高行健特殊的政治姿態。他說：「我選擇的是 逃亡，流亡西方，也不隱諱我這流亡作家的身分，並且公然宣告過，有生 之年，不再回到一個極權政治下的所謂祖國。」，「我己經選擇了流放國 外，這使我能暢所欲言。」，「我不是政治家。我也不會參與政治，但這不 代表我不會批評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我會繼續說我想要說的話。」 高行健對文學與政治間關係的看法十分明快，他既不把政治批評當做 作家的工作，也不刻意地迴避對政治的發言。道理很簡單，如高行健所說，「人面臨政治或社會壓迫，不能不抗議」。他強調寫作的個人性，強調寫 作的超功利性。他並不贊成「純文學」的說法，他認爲「文學可以觸及政 治，但文學也應超越政治。」、「只有可言說而非說不可時才寫」，因 爲只有這種言說才更真實。 文學只有切實訴諸個人真實的感受，才有 可能超越政見，超越種族，超越國界，超越時代。 這種特殊的政治姿態是通往諾貝爾聖殿的良好契機。是符合諾貝爾評 委們的審美情趣的。也許，在高行健身上，他們看到了中國的索爾仁尼琴、 中國的君特□格拉斯……政治，爲文學平添了光環。 特殊的政治姿態造就了高行健特殊的寫作姿態。 邊緣的寫作姿態 高行健的邊緣性既是地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從地理上講，海外華 人是邊緣一組，他們既是兩個民族的公共部分，有同時不完全屬於任何一 個民族，他們可以從一個特殊特殊的角度看問題，適當的距離感使他們能 保持更清醒的頭腦和更敏銳的眼光。從心理上講，高行健的作品屬於試驗 和先鋒一類。人們對高行健的名字感到陌生，除了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在海 外出版的，還因爲他的作品具有相當的先鋒性，一般人讀不大進去。 實際上，高行健早在八十年代初就以其「論現代小說技巧」而名噪一 時，當時文壇並把他和馮驥才、李馳、劉心武，並稱爲「中國寂寞空曠天 空中飛起的四個漂亮風箏」。就某種程度上來說，高行健對推動中國小說、 戲劇的現代化，其影響力和積極性還甚於馮驥才、李馳、劉心武等人。因 爲他不但在理論上闡釋了現代派小說、戲劇，省去了後來者很多摸索的時 間。實務上他也組織了「小劇場話劇」,並寫出了「絕對信號」、「車站」、 「野人」三齣戲劇，因而又被稱爲文壇的先鋒人物。 請看幾段旅美作家劉再復的評論── 他創作的長篇小說《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不但有很高的創 作技巧，而且有很深廣的精神內涵，是中國當代長篇小說中一個重要的突 破。特別是《一個人的聖經》，整部作品洋溢着一個大時代的悲劇性詩意。 這部小說是詩的悲劇，悲劇的詩。……是一部中國文學裏程碑式的作品。 他的戲劇取得很高的成就。他的劇作《絕對信號》開創了大陸的實 驗戲劇，他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戲劇創作最豐富的人，也在世界上產生了 最廣泛的影響。他的戲劇，是一種非常尖銳的思想，和一種非常新穎形式 的完美結合。 高行健的創作原本可成爲大陸異議人士的道德代表，但他拒絕媚俗， 轉而力求更真實、精確地呈現歷史。堅持藝術創作的純淨本質，勇敢、果 斷地走進現實，走進生命本體，並且以高度的才華，把所擁抱的現實與生命體轉化爲強悍的詩意。 網友探索於16日在<大家論壇>送交文章(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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