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说，任何有作为的作家都应当直言对抗社会普遍接受的思想。他还认为，全球化、消费主义和政治压迫是对文学的威吓。

德通社说，1987年逃离中国到法国的高行健说，他获奖后对中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应毫不奇怪，“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

在北京目前的政治气氛下，他认为根本没有机会回到中国，他也不期望他的作品在国内上演。

总的来说，高行健对于中国的形势很悲观，他说尽管经济发展，国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宁愿谈文学，而不愿谈政治。他说，文学“是我的强项。”

外电报导说，高行健在19日出版的德国《时代》周刊发表文章说：“作家直言对抗社会，让别人能听到自己的心声。我想只有在这个时候，这才是真正的心声。”他在“我心中的荒谬”一文中说：“当意识型态在我们眼前瓦解时，我们只能借由怀疑自己，来保住自己精神的独立。”

他说：“我的经验告诉我，不能接受或相信符合大众品味的事物。” 法新社说，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科学院由于挑选了高行健而受到北京控制的中国作家协会的攻击。

中国作家协会谴责瑞典科学院不了解其它著名作品，“别有用心”。当香港和台湾报纸大肆报导高行健获奖的消息时，中国大陆报刊几乎都不提这件事。

德通社的报导说，高行健认为，全球化、消费主义和政治压迫是对文学的威吓。

高行健18日在法兰克□举行的书展上说，文学应当在巨大的全球生产中保持自己的地位。

他说，作家只有集中在自己的文学上，才能抵抗市场的压力。作家既不能屈服于外在审查，也不能屈服于自我审查。

外电还说，尽管香港17日已经宣布高行健将应邀参加明年六月和七月在香港举行的论坛，高行健仍然怀疑他能否回中国。 南华早报说，虽然高行健由于文学上的胜利而走到聚光灯下，他坚持说自己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并谴责文化革命是场梦魇。

高说，“在中国的时候，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我痛恨政治。在我的经验中，这是对人民的操纵。”

在中国文化革命期间，高行健曾经被送去接受再教育，并烧掉了整整一箱子手稿。他说，“那真是疯狂，纯粹的疯子。整个人民都热衷于这种恐怖。真是一场梦魇。文化革命开始后，我被迫烧掉自己的日记。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但写作总是我的必需。”(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