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高行健曾就读于中共党校5年。1986年，他的剧作“绝对信号”和“彼岸”在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打成“精神污染”，其它作品也遭到查禁。导致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熟悉这位给中文赢得荣誉的知识分子。.他的剧作《逃亡》不但让当权者恼怒，也曾在中国民主运动中引起同样程度的非议。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有一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自己把它销毁。高行健是在1987年离开中国流亡法国，以政治难民身份，在巴黎定居法国。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他对民主运动表示支持，他曾经公开谴责六四屠杀，并宣布退出中共。高行健说:“我选择的是逃亡，流亡西方，也不隐讳我这流亡作家的身分，并且公然宣告过，有生之年，不再回到一个极权政治下的所谓祖国。”注意，作家不是拒绝再回到祖国，而是拒绝再回到极权政治下的所谓祖国。两者切不可混为一谈。拒绝认同极权政治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身在海外的高行健是以只要极权政治不完结我就不回国这种方式表达。
高行健对文学与政治间关系的看法十分明快，他既不把政治批评当做作家的工作，他的文学不是从政文学，但他也不刻意地回避对政治的发言。道理很简单，如高行健所说，他是作为一个人发言，“人面临政治或社会压迫，不能不抗议”。高行健的一篇文字“为什么写作”。在这篇短文里，作家简要地阐述了自己的写作观或曰文学观，也谈到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高行健强调写作的个人性，强调写作的超功利性。他并不赞成“纯文学”的说法，他认为文学可以触及政治，但文学也应超越政治。高行健说，他是“只有可言说而非说不可时才写”，“因为只有这种言说才更真实”。说来也是，在海外用中文从事严肃文学的写作根本就不可能借以为生，要不是有非写不可的内在冲动，多半早就搁笔了。高行健认为，“文学只有切实诉诸个人真实的感受，才有可能超越政见，超越种族，超越国界，超越时代”。
高行健说，今次获奖有很大意义，尤其是由一个华人得奖，因为诺贝尔奖这问题在中国国内很有大争议。但他认为，目前对他最重要的是辛苦得来的自由以及他的创作。高行健也表示，他已经完全断绝与中国国内亲友的联系，希望他们不会因为他自由发表的言论而受到迫害。目前爱国人士已经发出警告：“这是国际反华势力利用诺贝尔奖围堵中国的又一阴谋！”并指“这个诺贝尔奖已有前科，如把1989年和平奖颁发给达赖”。
要早知道诺贝尔文学奖会给和政府腔调不一样的人，就应该象国内评选歌坛新星一样，提前给每个评委家里送一个大红包去，评选没开始名次已经内定了，省得让江总书记的喉咙里象扎了一根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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