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
丽君编译报导）据《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记者Daisy Wu于2026年9月15日刊出深度财经报导，揭示北京收紧离岸信托税务规范后，一场跨境追税风暴已从中国境内席卷至纽约的中国富豪与财富管理圈。面对将于10月22日届满的90天宽限期，不少持有海外信托及离岸资产的中国高净值人士，正被迫重新审视税务身分、信托架构与申报责任，担心多年配置于境外的财富遭中共税务机关追查，甚至面临补税、罚款与资产安排曝光的多重风险。
这场追税行动显示，即使资金与家族财富早已转移海外，也未必能摆脱北京日益扩张的税务管辖与政治控制。随著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地方债务高筑、土地财政萎缩及各级政府财源吃紧，中共当局正把目光转向过去难以触及的境外财富，试图以更严密的申报制度和跨境资讯网络填补财政缺口。这不仅令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的中国富豪陷入焦虑，更暴露出一项令人不安的现实：在中共治下，私人资产即使已经跨越国境，仍可能逃不出国家机器不断延伸的掌控。
北京堵住资金逃生门 离岸信托纳入追税网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家与超级富豪为了分散国内政策变动、资本管制及政治干预带来的风险，持续将部分财富配置于香港、新加坡、开曼群岛及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境外司法管辖区，并透过离岸信托进行资产保全与家族传承。对许多高净值人士而言，这些信托不只是理财工具，更是防止财富完全暴露于中共权力之下的最后一道防线。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估计，中国大陆超级富豪持有的境外资产规模高达1.2兆美元。
然而，在房地产危机延烧、经济复苏乏力、地方债务高筑及财政收入承压之际，北京正将追税目标转向过去较难触及的境外财富。中共财政部与税务部门于2026年7月24日推出离岸信托课税规则：中国税务居民将股份、房地产或其他资产转入境外信托时，其资产增值部分须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信托及其控制的离岸实体所产生的年度收益，也将按20%课税。这意味著，北京不仅要对信托分配所得征税，更把税务触角伸向资产进入信托架构的源头。
新规还设有广泛的反避税条款。即使已取得外国国籍或海外永久居留权，只要主要经济利益仍被认定留在中国，仍可能被北京视为中国税务居民。当局仅提供90天宽限期，要求纳税人补缴自2023年1月以来转入信托资产所涉及的欠税，以及2026年以前取得的信托收益税款；逾期者可能面临滞纳金、补税与罚款。这种带有追溯效果的征管方式，迫使早已完成境外安排的富豪重新翻查多年交易，也可能让资产最初如何移出中国一并暴露在税务审查之下。北京口中的“保护私有财产”，如今再次面临现实拷问：当政权陷入财政压力，即使依法配置于海外的私人财富，也可能成为国家机器追索与控制的下一个目标。
纽约富豪急查信托 北京跨境税网步步收紧
这场跨境追税行动首先震动的，是已移居海外、却仍可能被北京认定与中国保持主要经济利益的高净值人士。纽约聚集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的企业家、投资者及其家族；随著90天申报期限逼近，当地服务华人客户的律师、会计师与财富顾问正加紧检查离岸信托。客户担心的不只是补税金额，更包括多年资产转移纪录、信托控制关系及资金来源一并受到追查。
SOHO中国共同创办人潘石屹与张欣，是外界关注的代表性案例。两人在SOHO中国2007年于香港上市前设立开曼群岛信托，并透过相关架构持有公司股份。按照新规，若两人仍被中共税务机关认定为中国税务居民，资产转入信托时产生的增值及其后收益，便可能形成可观的税务责任。具体税额虽取决于其税务身分、资产成本、信托条款及新规的实际适用方式，但这项曾被视为隔离中国政策风险的境外安排，如今已难再置身北京追税范围之外。
报导亦提及，拼多多创办人黄峥、小米创办人雷军及海底捞创办人张勇等中国富豪，都曾利用离岸公司或信托架构安排持股、上市与家族财富。这些案例显示，新规的潜在影响可能远超纽约少数富豪，并波及大量透过境外架构持有企业股份的人士。离岸架构本身虽不等同逃税，是否产生中国税负仍须视当事人的税务居民身分、信托控制权及资产安排逐案判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过去被富豪视为财富屏障的境外架构，如今都已进入北京不断扩张的追税范围。
北京得以扩大跨境追税，重要工具之一是“共同申报准则”（CRS）。参与CRS的司法管辖区通常会在每年9月底前交换金融帐户资料，使中国税务机关更容易掌握税务居民在香港、新加坡及其他参与地区持有的帐户。美国虽未加入CRS，因而被部分富豪视为相对隐密的资产落脚点，但转往美国也不是毫无代价：投资者仍须面对美国所得税、申报规定及遗产税风险；其中，非美国居民且非美国公民者持有的特定美国境内资产，遗产税最高税率可达40%。
因此，富豪即使把资产从一个司法管辖区转往另一处，也只能改变面对的税制，无法彻底消除合规与政治风险。真正令中国富豪焦虑的，不只是20%的税率，而是北京正藉跨境资料交换与扩张性的税务居民认定，把国家监控伸向早已移居海外的人士及其家族财富。对试图以离岸架构隔离政治风险的中国富豪而言，原本以为已跨越的国境，如今正被北京不断延伸的税务长臂逐步穿透。
国库承压追索海外财富 中共资本管控再扩张
北京将新规包装成堵塞税务漏洞、防止富豪利用不透明司法管辖区隐匿财富，并希望把更多资本留在国内，投入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由政府扶植的战略产业。打击逃税本属正常税务执法，但争议在于，中共不仅对离岸信托实施带有追溯效果的征管，更以模糊而宽泛的“主要经济利益”标准，将部分已取得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者重新纳入中共税网。当法律界线取决于北京的行政认定，所谓堵塞漏洞便可能演变成国家权力向境外私人财富的全面扩张。
这场追税行动也暴露出北京对民间资本一贯的工具性态度：经济扩张时，企业家被鼓励走向世界；资本外流与财政压力加剧后，当局便迅速收紧制度，以税务居民认定、跨境资料交换、追溯补税及罚款等手段，把已移往海外的财富重新拉回党国监管之下。这虽不等同直接充公，却清楚表明，在缺乏独立司法制衡的体制内，私人财产的安全边界可以随政策需要被重新划定。
《南华早报》的报导透过新规细节及财富管理圈的焦虑，揭示中国富豪真正恐惧的并不只是20%的税率，而是北京可以把今天的合法安排变成明天的追查对象，并沿著信托、帐户与家族关系把控制延伸至境外。当一个政权既能制定规则、解释规则，又缺乏独立司法对其权力加以约束时，再远的离岸架构也难以成为可靠屏障。北京口中的“保护私有产权”与“支持民营经济”，在这场跨境追税中再次暴露出附带条件的本质：私人财富可以存在，但其安全与自主，始终不能凌驾于中共的财政需求与政治控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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