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
丽君编译报导）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 Sylvie Zhuang 于2026年8月17日发自香港的报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当天在北京出席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时，不仅要求全党发扬所谓“顽强的斗争精神”，更罕见重提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公开赞扬江泽民当年“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也就是中共调动军队，以武力血腥镇压席卷北京及中共国多地的民主抗议运动。六四事件37年后，中共不但持续封杀相关记忆、拒绝公开真相与究责，习近平如今更再次将当年的武力镇压定性为“正确决策”。在中共国经济成长放缓、内需与就业承压，以及美中角力与台海紧张持续之际，这番表态也凸显习近平治下的中共，面对内外压力时不是走向政治松绑，而是进一步诉诸“斗争”、政治忠诚与中央集权。
高调纪念江泽民 竟将六四镇压包装为“功绩”
江泽民的政治崛起与1989年六四事件密不可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在民主运动席卷全国之际采取强硬立场，六四镇压后不久即接替遭整肃下台的赵紫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跃升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他掌权至2002年，并于1993年至2003年担任中共国家主席，2022年去世。此次纪念活动规格极高，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全数出席，另有多名现任及退休党国高层到场，凸显这不只是一场纪念前领导人的仪式，更具有鲜明的政治宣示意味。
在长达约45分钟的演说中，习近平逐一列举江泽民的所谓“历史功绩”，其中最受瞩目的，是罕见公开触及中共长期视为禁忌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习近平非但没有对当年军队武力镇压民主运动、造成大量平民死伤表达任何反思，反而重申中共中央当年的处置是“正确决策”，并将江泽民在上海压制民主运动、维护中共统治秩序的作为，列入对其政治生涯的正面评价。
习近平称：“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值得注意的是，“严重政治风波”正是中共数十年来淡化六四民主运动及血腥镇压的官方政治用语；如今习近平再次以“正确决策”肯定当年的政治路线，无异于延续中共对六四镇压的官方定调。
37年过去，北京当局不仅拒绝公开六四真相、追究镇压责任，反而将维护一党统治的强硬手段纳入领导人的“功绩”叙事，再次凸显中共所谓“稳定”背后，是将政权安全置于公民政治权利与历史究责之上。
八九民运血染北京 中共37年封杀历史记忆
1989年的民主运动始于当年4月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胡耀邦被视为中共党内较支持政治改革与思想开放的领导人，他的去世迅速引发学生悼念活动，并进一步演变成要求新闻与言论自由、反对贪腐及推动政治改革的大规模民主运动。数以万计学生及北京市民聚集天安门广场，抗议浪潮随后更蔓延至中共国多座城市。
然而，中共高层最终选择以枪杆子终结这场民主运动。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共军队奉命进入北京，以实弹向阻挡军队及参与抗议的民众开火，坦克与装甲部队强行向市中心推进，造成大量平民死伤。由于中共迄今拒绝公布完整档案及可信的官方死亡数字，确切罹难人数至今无从核实；外界估计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这场震惊世界的血腥镇压，也成为中共政权至今极力封锁的一段历史。
江泽民的权力跃升正发生在这场政治风暴之中。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对民主运动采取强硬立场，并在北京镇压前整肃支持学生运动的《世界经济导报》。六四事件后，因反对武力镇压而失势的赵紫阳遭撤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江泽民则获邓小平等中共元老选中接任，从上海地方大员一跃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换言之，六四不只是江泽民政治生涯中的历史背景，更是其登上权力顶峰的关键转折。
37年过去，六四依然是中共最严密封锁的政治禁区之一。近期中共官媒播出的12集江泽民纪念纪录片，虽然提及他在1989年政治风暴中维护中共统治秩序的角色，却依循官方叙事回避军队开枪、平民死伤以及民主运动遭武力镇压的核心事实。中共国的网路防火墙与审查机制也长期封锁“六四”、天安门镇压、“坦克人”等相关影像、文字与公共讨论。中共不只是拒绝面对这段历史，更试图透过持续的资讯封锁与政治禁忌，让新一代中国人失去接触这段集体记忆的机会。
如今习近平又公开将1989年中共中央的决策称为“正确决策”，更显示中共对六四的态度并非单纯选择遗忘，而是一面封锁人民讨论历史，一面由最高领导层垄断历史的解释权：镇压者可以公开被歌颂，罹难者与抗争者的声音却被迫从公共空间消失。
内忧外患交织 习近平再以“斗争”回应经济困局
除了为六四镇压的历史定调背书，习近平在面对数千名中共官员时，也承认中共当前面临日益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然而，面对经济成长明显放缓、内需疲弱、投资萎缩与房地产危机久拖不决等问题，习近平在演说中并未提出新的政治开放或重大体制改革方向，反而再次祭出其上台以来反复强调的“斗争”论述，要求全党以更强硬的姿态应对危机。
习近平宣称，要“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并要求“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声称要继续创造所谓“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然而，在一连串“斗争”、“安全”与“稳定”的政治口号之外，中共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却与官方反复宣扬的繁荣叙事形成强烈落差。
中共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多项重要经济指标进一步转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率仅0.6%，不但低于市场预期，也较6月的1%进一步放缓；1至7月固定资产投资更较去年同期下降6.7%，跌幅较上半年扩大。工业生产增速同样降至4.5%，低于6月的5.3%。中共第二季GDP年增率降至4.3%，创下三年多来最慢增速。更值得警惕的是，支撑中共国经济的消费、投资与房地产等关键领域同时走弱，显示表面的正成长数字已难掩实体经济持续失血与民间信心不足的困境。
其中，长期被视为中共经济支柱的房地产市场仍深陷泥淖。7月新建住宅价格较上月再跌0.1%，年减3.2%，70个主要城市中仅17个房价较前月上升。房地产低迷不仅拖累投资，也持续压制家庭财富效应与消费信心。与此同时，1至7月银行新增贷款较去年同期大减19%，家庭借贷需求疲弱；居民资金则更多滞留在银行体系，而非流向消费与投资，反映中共国家庭在经济前景不明、房市低迷与就业压力之下，预防性储蓄心态依然浓厚。北京一再高喊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民众却选择捂紧荷包，凸显官方政策与民间信心之间的巨大落差。
这些数据与习近平在演说中宣称“人民生活持续改善”、“民族复兴前景光明”形成鲜明反差。北京可以用“惊涛骇浪”形容外部挑战，也可以要求全党以“斗争精神”面对危机，但中共经济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恰恰来自内部：消费不足、投资萎缩、房地产长期低迷，以及民间对未来缺乏信心。当经济问题需要的是恢复市场与民间信心时，习近平再次把政治答案导向“斗争”、“安全”与“稳定”，也凸显其治理思维仍将政治控制与政权安全置于核心位置。
外部环境同样充满压力。美中贸易与科技竞争持续，中国经济还面临关税、全球地缘冲突及人口下降等长期挑战。习近平口中的“风高浪急”与“惊涛骇浪”，固然承认了中共面临的危机，却没有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中共国自身的经济结构与政治体制正在削弱民间信心时，持续强调“斗争”，究竟是在解决危机，还是在用政治动员掩盖改革停滞？
美中竞争难解 习“斗争”论再释强硬讯号
江泽民掌权时期，中共国一方面延续改革开放并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藉全球化浪潮与外资大量涌入推动经济高速成长；另一方面，美中之间虽不乏台海危机、南斯拉夫中共国使馆遭炸及军机擦撞等重大冲突，双方仍维持接触与经贸整合的大方向。然而进入习近平时代后，随著北京对内加强政治控制，对外则在台海、南海、科技、贸易及国家安全等领域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政策，美中关系已从过去“接触加竞争”，逐步滑向全面性的战略角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预计于9月24日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唐纳·川普（Donald Trump）再次举行峰会。两人今年5月才在北京会晤，人工智慧、贸易与科技竞争，以及台湾等重大安全议题，仍是美中关系中难以回避的核心问题。川普已公开表示，届时将再次与习近平讨论人工智慧；而在峰会前夕，美中之间围绕先进科技、贸易与地缘安全的角力仍未平息。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却在这场高度政治性的演说中，再度要求全党发扬“顽强的斗争精神”，甚至将1989年中共中央镇压民主运动的决策重新定调为“正确决策”。这种政治讯号难免使外界更加关注：北京在经济与外交压力升高之际，究竟会选择降低对抗、寻求制度性妥协，还是进一步以“斗争”思维处理内外矛盾。
更值得警惕的是，习近平此次将六四镇压、维护“稳定”与面对未来“惊涛骇浪”置于同一套政治叙事之中。从对内要求政治忠诚、压制异议，到对外强调主权、安全与“斗争”，其核心始终围绕中共政权安全与中央权威。当中共经济动能减弱、民间信心不足，美中战略竞争又持续升高之际，北京给出的答案依然不是政治松绑，而是更加强调服从、控制与斗争。这不仅是对中共党内发出的权力讯号，也让国际社会有更多理由警惕：习近平所谓迎接“惊涛骇浪”，是否意味著中共未来将以更强硬、更具对抗性的姿态面对内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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