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
麗君編譯報導）根據《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於2026年7月21日刊出的最新分析報導，學者穆罕默德·阿蘇達里（Mohammed Alsudairi）、安德烈亞·吉塞利（Andrea Ghiselli）與亞倫·格拉斯曼（Aaron Glasserman）指出，伊朗相關軍事危機再次凸顯中共在海灣地區所扮演角色的限制。報導分析，近年北京透過能源合作、貿易與外交往來擴大在中東影響力，但當地安全局勢升高時，海灣阿拉伯國家（GCC）開始重新評估中共是否能成為可靠的安全夥伴。北京雖是海灣重要經濟合作對象，卻始終避免提供類似美國的軍事安全承諾，這種「經濟參與與安全責任分離」的模式，正受到越來越多關注。
過去多年，中共積極宣傳自己作為「不干涉內政」的合作夥伴，並透過「一帶一路」、能源投資及外交斡旋提升在中東的影響力。然而，伊朗危機等安全事件也暴露出北京外交模式的結構性矛盾：中共希望在中東擴大政治與經濟影響力，卻始終不願承擔與其影響力相匹配的安全責任。
「大國崛起」神話破裂：北京享受利益 卻迴避安全責任
過去多年，中共透過能源採購、基礎建設投資與外交布局，大幅擴大在中東的影響力。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科威特等海灣國家，逐漸將北京視為華盛頓之外的重要合作對象。中共官方也藉此宣傳「大國外交」成果，塑造中共正在取代美國、成為中東新秩序塑造者的形象。
然而，伊朗危機卻揭開了這套戰略敘事背後的限制。北京長期享受與海灣國家的能源合作、貿易利益與投資機會，卻在區域安全危機升高時，避免投入與其經濟利益相匹配的政治與安全成本。對海灣國家而言，這暴露出一個現實：中共可以成為重要的經濟夥伴，卻未必願意成為承擔風險的安全保護者。
當伊朗及其代理人威脅海灣地區安全時，北京並未運用其與德黑蘭的關係施加有效壓力，也沒有提出具體安全方案。這使部分海灣國家開始重新評估北京所宣稱的「大國角色」究竟代表什麼——是願意維護區域穩定的力量，還是一個主要追求經濟利益、卻迴避安全責任的合作夥伴。
紅海危機揭示北京「搭便車」模式：享受利益卻迴避責任
《外交事務》的分析指出，紅海危機暴露出中共國中東戰略的一項根本矛盾：北京希望維持與海灣國家的經貿利益，同時避免承擔維護區域安全所需的成本。當胡塞武裝（青年運動）在紅海發動多次飛彈與無人機攻擊，導致國際航運安全受到威脅時，中共雖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卻未展現與其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安全介入能力。
報導指出，北京並未要求胡塞武裝停止威脅國際航運，而是透過接觸協商，尋求讓掛有中共國背景或與中共國利益相關的船隻避開攻擊。這種「確保自身船隊安全、卻未承擔維護公共航道安全責任」的做法，引發外界對中共所謂大國角色的質疑。
此外，中共2023年促成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恢復外交關係後，也一度塑造自己作為中東和平調解者的形象。然而，當區域安全危機升高時，北京並未展現與其外交影響力相匹配的安全承諾，使部分海灣國家重新評估中共角色。對這些國家而言，北京可以提供貿易與投資，卻未證明自己願意在關鍵安全危機中承擔維護區域穩定的責任。
「大國外交」遭遇現實考驗：北京影響力與責任失衡
《外交事務》的分析指出，北京在中東安全事務上的局限，與其外交模式及風險偏好密切相關。自阿拉伯之春與伊斯蘭國崛起以來，中共內部雖曾討論作為全球大國是否應承擔更多國際安全責任，但北京實際採取的策略，主要集中於外交表態、經貿合作與有限度的政治斡旋，而刻意避免投入軍事力量、建立安全機制，或承擔維護區域秩序所需的高昂成本。
中國近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議」等外交理念，試圖塑造自身作為全球安全治理參與者的形象。然而，在面對真正涉及軍事衝突與區域安全危機的事件時，北京卻缺乏與其大國定位相匹配的安全投入與行動能力。這種理想宣示與實際作為之間的落差，使外界開始質疑中國能否承擔其所宣稱的大國角色。
這種以經濟利益為核心、避免承擔高風險安全成本的策略，也正在改變中國在海灣地區的形象。北京可以提供投資、貿易與能源合作，但當危機真正發生時，海灣國家逐漸發現，中國並未展現出能夠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與意願。
後幻想時代：海灣國家看清北京承諾的局限
這場危機迫使海灣阿拉伯國家重新審視與北京的關係。未來在能源貿易、投資合作與科技交流等經濟領域，海灣國家仍可能基於自身利益與中共保持往來；但在涉及國家存亡的安全問題上，對北京的期待已明顯下降。事實證明，中共可以成為能源買家、投資者與外交合作對象，卻未展現出與其宣稱的大國地位相匹配的安全承擔能力。
面對區域風險升高，海灣國家開始尋求更加多元的安全布局，包括強化自身防衛能力、深化與區域軍事力量合作，以及重新評估與美國等傳統安全夥伴的關係。即使部分國家對華盛頓的政策有所不滿，它們仍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在真正涉及軍事威脅時，北京提供的更多是外交表態與經濟合作，而非能夠改變局勢的安全保障。
對海灣國家而言，這場危機戳破了中共「新安全秩序塑造者」的形象。北京多年來透過貿易、能源與外交斡旋擴大在中東的存在感，但當合作夥伴需要承擔風險的大國時，卻發現中共更傾向於保護自身利益、避免捲入衝突。這也暴露出中共國中東戰略的根本矛盾：希望獲得大國影響力帶來的收益，卻不願支付維持大國角色所需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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